1936年，香港。一男子眼神闪烁地对余婉君说：“你丈夫不是王亚樵的心腹吗？”余婉君一愣，对方接下来的话让她脸色顿时苍白起来。
咱们先来聊聊这个让国民党军统特务不惜砸下血本也要除掉的王亚樵，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物。在二三十年代的大上海，提到王亚樵的名字，连黄金荣、杜月笙这样的青帮大亨都得绕着道走。原国民党军统骨干沈醉曾评价过他：“世人都怕魔鬼，但魔鬼怕王亚樵。”蒋介石只要一听到这三个字，假牙都会发酸；军统头子戴笠若是听说王亚樵露面了，第一反应就是赶紧检查门窗有没有关好。
王亚樵是安徽合肥人，出身贫寒，早年就参加过同盟会。他一生崇尚的原则很简单：对待强权，唯有物理消灭。在上海滩，他一手拉起了一支让权贵胆寒的“斧头帮”。哪个资本家恶意拖欠工人工资，他能带着上百个手提利斧的兄弟冲进大院讨要说法，吓得对方连连赔钱求饶。
当然，他名震天下靠的绝不仅仅是街头斗殴。淞沪抗战爆发后，他把斧头帮改组为“铁血锄奸团”，专门暗杀日伪汉奸。1932年，日军在上海虹口公园搞所谓的“祝捷大会”，王亚樵派人把炸弹放进热水瓶里带进会场，一声巨响，当场炸死炸伤多名日本军政高官，连日军陆军大将白川义则都重伤不治。这一炸，震惊中外。
他一生的头号死敌其实是蒋介石。王亚樵多次策划刺杀蒋介石，到了1935年的国民党四届六中全会上，他的手下孙凤鸣原本准备刺蒋，由于没找到好机会，顺手把汪精卫打成了重伤。这件事彻底激怒了蒋介石，严令戴笠必须弄死王亚樵，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悬赏金额一路飙升到了惊人的百万大洋。
面对军统特务的疯狂反扑，王亚樵只能带着少数心腹离开上海，一路辗转到了香港。可是香港也早被特务布满了眼线。为了活下去，他在老友李济深的帮助下，悄悄潜入广西梧州避难。
梧州山高皇帝远，加上有地方势力的暗中保护，戴笠的特务一时间根本找不到王亚樵的踪影。眼看蒋介石给的期限越来越近，戴笠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其实早年间，戴笠和王亚樵还曾经结拜过兄弟，戴笠深知王亚樵这人有个致命的弱点——极重江湖义气。只要是他认定的兄弟，他能为之倾家荡产、两肋插刀。
既然硬拼找不到人，只能智取。军统特务把目光盯准了王亚樵的得力干将余立奎。余立奎因为参与刺杀汪精卫的案子，早已在南京被捕入狱。这是个硬汉，特务们严刑拷打下他什么都没招。但余立奎有个妻子，也就是开头提到的余婉君，当时正带着孩子躲在香港。
威逼加上利诱，十万大洋的重赏，以及承诺释放余立奎的谎言，彻底击穿了余婉君的心理防线。特务们算盘打得很精：只有让王亚樵身边的人去当诱饵，这个极其警惕的“暗杀大王”才会彻底卸下防备。
1936年9月，余婉君带着孩子，装作一路乞讨的模样，突然出现在了梧州。
见到王亚樵的那一刻，她眼泪扑簌簌往下掉，哭喊着说：“九哥，立奎被抓了，我们在香港实在活不下去了，您可得救救我们母子啊！”
站在旁观者的角度来看，当时王亚樵身边的许多兄弟都觉得余婉君出现得太过蹊跷。一个带着孩子的弱女子，究竟是怎么躲过特务的重重监视，精准找到他们这个隐秘藏身地的？有人劝王亚樵拿一笔钱把她打发走就行了，留下来隐患太大。
可王亚樵太重感情了。看着兄弟的女人落难，他心里那股江湖道义的火又燃了起来。他觉得，兄弟在牢里受苦，自己连他的孤儿寡母都不照顾，算什么好汉？就这样，他硬是力排众议，把余婉君安排在梧州住了下来。
他压根没有想到，余婉君早就成了军统特务的提线木偶。她表面上安分守己，暗地里早就把梧州的详细地址和王亚樵的作息规律，偷偷传给了埋伏在附近的特务。一张死亡之网，已经悄无声息地在王亚樵头顶收紧。
1936年10月20日，当天傍晚，余婉君派人给王亚樵传话，说有极其机密的事情要单独商量。出于对兄弟家属的绝对信任，王亚樵丝毫没有防备，连贴身保镖都没带，只身前往余婉君的住所。
当他推开房门的一刹那，等待他的根本没有什么秘密商谈，迎面扑来的却是一把刺眼的石灰粉。王亚樵双眼顿时一阵剧痛，视线完全模糊。紧接着，埋伏在门后的十几个军统特务一拥而上。
王亚樵虽然武艺高强，但在双目失明且毫无防备的情况下，终究双拳难敌四手。枪声在狭小的房间里沉闷地响起，他身中数枪，腹部被连刺数刀，倒在了血泊中。一代暗杀大王，就此陨落。更残忍的是，特务们为了回去找戴笠领赏交差，竟然丧心病狂地剥下了王亚樵的面皮。
那么，那个出卖了恩人的余婉君下场如何呢？特务们并没有兑现什么十万大洋的承诺。就在杀害王亚樵之后，他们随手一刀，把余婉君也当场解决了。军统的灭口逻辑非常直接：这种连对自己有恩的大哥都能出卖的女人，留着早晚是个祸害。可怜她到死都没明白，跟魔鬼做交易，最终只会把自己的命也搭进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