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高福源接到师部开会的电令，便带着两名卫兵驱车来到师部，到了师部后，高福源发现空无一人，便大声呼唤是否有人，而预先埋伏好的士兵蜂拥而出，将他绑至院内按倒在地，就地枪杀。

落入红军手中那一刻，高福源以为自己难逃一死。他是国民党军队的团级军官，按两军交战的惯例，结局不难预料。然而红军没有处置高福源，反而替高福源包扎伤口，安排休养。

养伤那段日子，高福源近距离观察了这支他一向视为"土匪"的队伍。红军官兵之间没有打骂下属的习气，伙食虽差，却是同锅吃饭，上下级说话也随便得很，这与东北军里等级森严的风气大相径庭。

共产党停止内战、联合抗日的主张也一点一点传进高福源耳里。这几个字对一个流亡关外多年、无日不思还乡的东北人来说，实在分量不轻。

1935年底，高福源秘密加入了中国共产党，主动请缨，愿以东北军军官的身份返回西安，充当两军之间的地下联络人。

1936年1月，高福源带着中共领导人的亲笔信回到东北军，辗转见到了张学良，把红军希望停战、共同对日的意愿原原本本转达过去。张学良听完，沉默了许久。

彼时东北军刚在榆林桥、劳山、直罗镇连吃三场败仗，损兵逾万，继续剿共既无胜算，又离打回东北的心愿越来越远。高福源带回来的这个信号，打开了张学良心里的另一扇窗。

之后数月，高福源多次往返于东北军与红军之间，传递信息，协调立场。1936年4月，张学良与周恩来在延安进行了秘密会谈，双方就停战抗日达成默契。

然而西安事变爆发后，张学良亲送蒋介石返回南京，随即遭到扣押，东北军上下顿时乱了阵脚。以孙铭九为首的少壮派与以王以哲为代表的主和派，积压已久的矛盾终于撕破了脸。

1937年2月2日，孙铭九率人突袭王以哲住所，将这位第67军军长当场击毙，史称"二二事变"。消息传出，刘多荃悲愤难当，当即组织追捕。孙铭九已乘火车出逃西安，追之不及，只抓到了一名于连长。于连长口供里，高福源的名字出現了。

刘多荃没有细想，也没有去核实这份口供是否可信。就这样，一个让东北军与红军搭上了对话桥梁的人，一个在陕北奔走斡旋将近两年的地下联络员，就等来了那通让高福源来师部开会的电话。

高福源没有多想，带上两名卫兵就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