项英牺牲后，李又兰与张爱萍再续前缘，育有三子，他们在各自领域都取得了很高成就
1942年8月8日傍晚，苏北忽然下起暴雨。泥泞的田埂上，28岁的张爱萍牵着一匹青骢马，高声向前方那位女兵喊：“同意吗？”淅沥雨幕把最后一个字拍得支离，却挡不住他眼里的炽热。
她把雨布裹得更紧，抬眼望向灰白天空，只回以简短的两个字：“同意。”多年以后回忆起这一幕，她说，耳边全是雨声，心里却前所未有地沉静。
这位女兵名叫李又兰，1919年生于浙江镇海小岗村。1938年，她穿过封锁线，抵达武汉八路军办事处，把父母暗藏的两块银元交给接待员，换来一身灰呢军装和一本速记本。从此，战地速记成了她在枪火中立足的凭依。

抗战烽烟中，她的命运先被另一段短暂却沉重的婚姻改写。1941年初，军部里举行简单的仪式，她与副军长项英结为伴侣——一盏油灯，几句祝福，便算完婚。两个月后，皖南事变骤起，项英在泾县遇难。噩耗传来那夜，李又兰把自己锁进窑洞，天亮仍照常提笔抄电文，她说不敢让泪水打湿纸页。
同年深秋，三师联席会议在荒庙里召开。会场寒风漏雨，战事却更紧张。就在这时，她与张爱萍第一次正式交谈。散会后，他捡到她滑落在地的一只棉线手套，悄悄放回桌角。次日，他又一本正经地说想学速记，“前线情报太多，我记不过来。”语气郑重，眼神却透着几分少年心思。
半个月磨合，两人靠纸条、对视与偶尔的夜谈交换着对抗日局势的看法。会议结束，张爱萍递上一把缴获的细柄匕首和一枚系在军鸽腿上的银圈。“算战利品，也算纪念。”他话音未落，陈毅走上主席台，手指匕首打趣：“这是给哪位同志的投名状？”底下笑声一片，他爽朗点头：“给速记班班长。”李又兰低头，脸颊却漫出热意。

分别后，战事将两人推向不同战线。一个月里，她收到了12封信，内容不过“今日平安”“多吃干粮”之类，却句句敲在心上。有一次师部分到半块月饼、几块奶糖，他硬是省下份额，让通信员连夜翻沟越河送来。包装纸已经被汗水浸透，糖粉全粘在一起，她却舍不得一口吃完，掰碎分给身边的女兵。
流言随炮火而来。有人悄声议论：“副军长夫人这么快又有人追？”为免节外生枝，李又兰主动找到陈毅：“请军长批个字，让大家服气。”这话说出口，她的背脊挺得笔直。陈毅提笔，刷刷写下“同意”二字，又添一句：“祝好。”纸墨未干，张爱萍已翻身上马，冒雨赶来，手里捏着那张批条。
于是有了开头那场雨中婚礼。没有花轿，没有礼服，一张批件就是全部程序。她握紧缰绳，倚在他的后背，马蹄踏碎漫天水花，远处村口的老槐树像一把撑开的伞，把这对新人送进夜色。

婚后的日子比雨夜更沉重。1943年春，张爱萍在一次突围中头部负伤，缝了十多针。李又兰抱着才满月的长子，挤在担架旁守了三昼夜，用木碗一口口喂下温粥。敌情一紧，她便把孩子甩给炊事班托付，拎起药箱随队转移。那时的日子，没有誓言，只有一包又一包医疗纱布。
战火下依旧有新生命降生。老大在江都河滩的破庙里啼哭，老二出生时炮火连天，护士借了门板当产床；第三个儿子赶在抗美援朝前夕来到人世。三兄弟长在部队大院，后来一个入海军、一个进火箭军，最小的研究导弹制导，被同事笑称“遗传了父母的军功章”。

1992年深秋，北京初霜。三个儿子悄悄布置了小院，挂彩灯，摆长桌。最小的孙子牛牛举起喇叭：“各位同志，金婚庆祝开始！”张爱萍穿深色西装，胸口别一朵旧玫瑰；李又兰素色旗袍，依旧端庄。两位老人相携步入院中，脚步缓慢却稳当。
蛋糕切开时，最上层放着半块云片糕——那年骑马送来的味道。纪念卡写着“1942—1992”，旁边摆着那柄早已失去寒光的匕首。亲友簇拥，闪光灯一闪一闪，他们相视而笑，好像又听见雨点砸在军帽上的声响。
有人感慨，这段婚姻没有玫瑰花雨，却有战场的硝烟与泥土。手套、匕首、十二封信、雨夜共骑，都是最朴素的情书，也是在漫长岁月里支撑他们挺过生死离合的信念。革命年代的爱，原来可以如此安静，却分外坚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