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0年，李苦禅给主席写信，说自己生活困难，希望获得帮助。主席就给徐悲鸿写信，让他了解清楚事实，并请他拟出处理意见。

主席这封信写得特别有分寸。信里头既没有直接答应给钱，也没否定李苦禅的说法，就是把球踢给了专业的人。你想啊，主席管着一个国家，每天多少大事，可他还是抽出空来处理一个画家的求助。这说明什么呢？他是真把这事当事了，不是敷衍。

徐悲鸿接到主席的信，心里肯定咯噔了一下。他跟李苦禅太熟了，那是他当年在北大教过的学生，后来又把人家请到北平艺专当教授。这层师徒加同事的关系，让徐悲鸿既得对主席说实话，又得护着自己人。

说句实在话，那时候李苦禅的日子确实不好过。中央美院刚成立，有些调整，他从专职教授变成兼职，再到后来听说被安排去看大门、卖戏票，每月就领12块钱生活费。这反差太大了。一个画大写意画得那么霸气的人，你让他去收发室坐着，那不是憋屈死人吗？他写信的那个劲儿，我猜肯定带着酒劲，心里那团火压不住了。

徐悲鸿收到信的当天，估计就开始忙活这件事了。他得先搞清楚状况：李苦禅到底怎么了？是身体不好？还是有人排挤？还是学校真有难处？那时候刚建国，什么都乱，美院的工资单都乱得很，教授们的薪水发放常常不稳定。徐悲鸿自己也在扛着压力，一边要维持教学，一边要平衡各种关系。

可巧了，李苦禅早年叫李英杰，在北大旁听的时候跟主席算“同学”。但他写信没攀这个关系，署的是“李苦禅”这个艺名。这名字本身就是故事，他年轻时穷得拉洋车，同学说他像个苦行僧，他一拍大腿：行，就叫“苦禅”吧。这股倔劲儿，贯穿了他一辈子。他的老师齐白石就说过，苦禅这学生，“不为真吾徒”，意思是他不光学老师，还敢自己闯。

主席那边，信寄出去之后，他也没干等着。他派了秘书田家英亲自登门去看李苦禅。田家英进门就特别客气，说“李教授”，不是说“老李”或者直呼其名。这个称呼很有讲究，代表组织承认你的身份，你不是看大门的，你就是教授。田家英还带话说，国家刚成立，事情多，对美术工作者关心不够。这话说得熨帖，既解释了困难，又给了尊重。

李苦禅当时估计也懵了，没想到主席这么快就回信，还专门派人来看他。他心里的石头落地了，那点怨气也散了。后续的事就顺了。徐悲鸿顺势提出处理意见，李苦禅恢复了教授职务，工资从12块涨到62块。这个数字变化看起来不大，但在那时候，是五倍的差距，够一家人吃饱饭了。

这件事处理得漂亮。主席没有直接下命令说“必须怎样”，而是让专业的人去了解、去提方案。徐悲鸿作为院长，既有权威，又了解底下的情况，他出面最合适。最后李苦禅得到了公正的待遇，面子里子都保全了。

有人说，这是运气，赶上主席心情好。可我不这么看。这件事背后反映的是那一代人对知识分子的态度。建国初期百废待兴，最缺的就是人才。像李苦禅这样的人，是齐白石最得意的门生，是抗战时期敢在北京做地下工作的人，让他去看大门，那不仅是浪费，而且是伤害。主席出手干预，不是因为他画画最好，而是因为他代表了那一批有真才实学、却一时被埋没的人。

说到底，一个社会的文明程度，不看它怎么对待顺风顺水的人，要看它怎么对待像李苦禅这样“点背”的人。一封信，三个人，就这么串起了一段佳话。李苦禅后来一辈子画鹰，那鹰的眼睛总是瞪得溜圆，有人说是他骨子里的傲气。他晚年提起这事，眼睛肯定是红的。没有那一封信，也许中国就多了个蹩脚的门卫，少了一个大写意宗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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