谈及民国，即便说到绑匪，包括有些文化名人在内都是这个腔调，民国的绑匪都是讲江湖规矩的，绑了人质往往讲究信用，拿到赎金就放人，不动女票一根指头，有些匪首甚至在江湖上混出了“盗亦有道”的名声。
真是这样吗？
老黑看到的民国不是这样的，就说绑票，那时候，有些绑匪恶到没边，举个例子，天津的刘子佩匪帮，他们绑票，从来都是“先杀人，后要钱；先挖坑，再要赎金”，规矩、道义在他们眼里算个屁。
从1933年2月到1935年8月，两年半时间里，刘子佩纠集一二十人，在天津法租界、英租界、特一区、南市一带绑12个人，杀12个人，埋尸地点遍布天津全市，1935年出版的《大撕票案》一书，如今读来，仍让人不寒而栗。

说起来刘子佩原本是咸水沽人，从前在小白楼聚合顺米面铺当过学徒，后来自己开了个玉发顺号米面铺，但是生意一直半死不活，他自己也不怎么上心。
刘子佩有严重的鸦片瘾，是天津德义楼烟馆的常客。就是在那烟雾缭绕的烟榻上，他结识了一个比他更游手好闲的瘾君子——刘志华，两人臭味相投，很快结为金兰之好。
刘子佩跟刘志华称兄道弟的，并不是因为江湖义气，而是他打听到刘志华的大哥刘荣藻是古宝财洋行的买办，家里有钱，他的目的是绑票。
1935年8月16日，刘子佩笑嘻嘻找到刘志华，说竹远里新开了家烟馆，清净，一起过过瘾。刘志华一听“烟馆”俩字，浑身的大烟虫子都钻出来了，兴冲冲跟着走，压根没注意这个“好兄弟”脸上的表情有什么不对劲。
两人进了竹远里33号院，屋里哪有什么烟榻烟枪，只有一帮绑匪等着他。绳子勒上去的那一刻，刘志华惊恐地求饶：“好汉！大哥！别……别杀我！我家人一定会拿钱来赎我的，我……我绝对不会报案，我……我给各位好汉磕头……”可这些话还没说完，就在一声钝响中戛然而止。
“埋了。”
刘子佩恶狠狠地吐出这两个字，刘志华就成了冤魂，中间一点折扣都没打。

人埋了之后，刘子佩这才慢悠悠给刘荣藻写信，要求他在8月29日晚派人持三万元赎金，提着红灯笼到河北凤林村接头。他赌的就是家属以为人还活着，会乖乖掏钱。
但刘子佩没料到，刘荣藻比他们想象的要精明。接到勒索信后，刘荣藻当机立断报了警。他的弟媳起初还歇斯底里地哭喊：“绑匪说报了警就要撕票的呀！他可是你亲弟弟呀！”刘荣藻叹了口气：“弟妹呀，我不是不心疼弟弟，区区三万块我还拿得起，但只有报警才能把弟弟救出来呀！”——他哪里知道，弟弟早在被绑架的那一刻就已经没了。

报案之后，刘荣藻按信上说的派管家提着红灯笼去接头，英租界工部局警务处长李汉元化装成仆人，带着人跟着。绑匪发现来的人太多，感觉不对劲，朝人群开了几枪就钻进高粱地溜了，但他们没有料到，警方很快就从另一个方向撕开了口子。
第二天，李汉元派便衣在刘荣藻家附近蹲守，碰到一个米面铺老板来刘家讨账。便衣套这个米铺面老板的话，发现此人就是这起绑架案的主谋刘子佩。
便衣当时不知道暗处有没有刘子佩的人，没有动手抓他，刘荣藻交了赎金，另一个便衣一路尾随跟踪，最后发现了刘子佩藏身在德义楼烟馆，英工部局和市公安局联手行动，很快在南市慎益大街5号将刘子佩抓获。
最讽刺的转折就在这里：刘子佩被抓之后压根没想过讲义气，一股脑儿把同伙全供了出来。警方根据他的口供顺藤摸瓜，除了王子安等5人逃脱外，其余26名嫌犯全部落网。
英工部局很快将案犯引渡给天津市公安局，局长刘玉书指示司法科三天内提审两次，口录录毕后于9月24日解送津沽保安司令部。
这案子也亏得是在英租界出的事——洋人盯着，中国这边从军法处到保安司令商震都不敢怠慢。若是寻常老百姓在别处被绑了，官员们未必这么上心。
保安司令部军法处先后三次审讯，所有主犯对自己的罪行直认不讳。最终，津沽保安司令部引用“陆海空军审判法”，判处刘子佩等15人死刑。
司令商震对此案极为关注，为从速执行，专门派军法处长赵祖抃搭北宁列车去北平，携带审讯笔录和判决文书面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核批，以免公文往返耽误时日，北平军分会复函照原议执行。
1935年10月6日下午2时30分，刘子佩等案犯被押赴小王庄刑场枪决。

民国天津的这起绑票案，在当年之所以有名，那是因为它让世人看清了两样东西。
一样是“杀熟”。刘子佩专挑熟人下手——朋友、亲戚、生意往来对象，一口一个“兄弟”“朋友”，心里盘算的全是对方的命值多少钱。
他有一句话流传甚远，很是惊心：“结得金盟好弟兄，共灯同榻蜜甜多。看他哥子称大块，尝在身傍钱物磨。”——兄弟们同榻共灯、亲亲热热的时候，算计已经开始了。
另一样，是那个年代天津租界的畸形生态。法租界、英租界是洋人的地盘，中国警察管不着，绑匪跨了街区作案，中西方警权交错，他们反而如入无人之境。
1935年还算民国社会相对平稳的年份，可天津城里已经乱成这样，可见民国的真相就是畸形的乱世，没钱没势，命如蝼蚁，人如草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