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女战士黎琳新婚一周后被叶剑英调走，从此杳无音讯，丈夫李清寻妻45年，才知真相。

延安的干部中，有一部分人被秘密挑选，送往国统区执行长期潜伏任务，黎琳正是在1939年秋被纳入这一体系。

组织挑选的标准很严，政治立场、文化程度、外在条件都要符合要求，黎琳此前在延安接受训练，已经具备进入城市社会活动的能力。

重庆当时是国民政府的陪都，军统系统的核心也在这里。戴笠掌控的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对电讯系统管理极为严格，所有电报都要经过总台处理。

黎琳改名“张露萍”进入重庆后，没有急着接触核心部门，而是先建立身份，通过社交圈逐步接近军统人员。这种方式在当时地下工作中是常见路径，先站住脚，再寻找机会进入关键岗位。

不久之后，张露萍进入军统电讯总台，甚至获得少校军衔。电讯台每天要处理大量军事电报，密码、呼号、行动指令都在其中流转。

张露萍很清楚这些信息的价值，于是开始联络早已潜伏在内部的同志张蔚林、冯传庆等人，逐步形成一个七人小组。

白天值班时记录电文内容，夜间再利用设备将整理后的信息发出，这种方式在当时风险极高，但一旦成功，效果直接。

延安方面很快通过这些情报掌握了国民党多地的部署情况，一些地下组织因此提前转移，避免了损失。军统内部却并未察觉问题所在，戴笠依然对电讯系统保持信心。

1940年春，张蔚林在值班过程中损坏设备，引发检查。电讯系统属于重点部门，一旦出现故障，督察会立即介入。张蔚林被单独关押，宿舍随即被搜查，密码记录本和呼号资料被翻出。

很快，张露萍等七人全部被控制。审讯持续进行，军统试图从张露萍口中获取延安的联络线索。面对利诱与刑讯，张露萍始终没有提供任何关键内容。

后来七人被押往贵州息烽集中营。这个地方自1938年设立以来，关押了大量政治犯，环境严苛，管理封闭。张露萍在集中营中继续坚持原有立场，没有写下任何有价值的供词。

1945年夏天，抗战接近尾声，戴笠下达处决命令，七人被带到刑场执行枪决。关于这一过程，在战后整理的资料和部分当事人回忆中均有记录。

延安方面对这条线索的中断只能归为“失联”。由于单线联系制度，黎琳的真实身份没有在公开系统中留下痕迹。李清在延安继续工作，始终没有得到任何确切消息。

几年后，李清收到一包糖，外面包着旧报纸。那张报纸来自国统区，这个细节说明黎琳仍在执行任务。李清没有把这件事公开，只是把东西收好，继续等待。

时间不断过去，新中国成立后，李清担任交通部部长，仍在寻找黎琳的下落。档案系统里找不到“黎琳”，也没有完整的行动记录。

直到1981年，中央组织部开始复查历史遗留问题，调查人员从息烽集中营的执行记录入手，找到“张露萍”这一名字，再结合当年的情报系统人员进行比对。

调查过程中，原军统人员沈醉提供了相关回忆，确认1945年确有七名地下工作者被处决。随后，调查组找到叶剑英。

叶剑英当年负责派遣任务，对相关人员仍有印象。经过核对，黎琳与张露萍的身份最终被确认。李清多年等待的答案，也在这一阶段逐渐清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