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6 年，南京督察长李伯龄因贪图美色，放跑了一个强奸犯，原以为只是小事，却惊动了蒋介石：“杀了，绝不姑息！”

这个被李伯龄放跑的所谓强奸犯，真名叫松本二郎，是日本陆军大佐，也是 1930 年代日本华北驻屯军情报部派驻南京的特务机关长。

1935 年，松本二郎受日本军部指派，化装成韩国商人，化名吴兴良，在南京新街口开设大茂洋行作为掩护，暗中搭建特务情报网络，核心任务就是窃取国民政府长江下游的国防工事图纸。

这道防线是国民政府首都南京的核心屏障，也是日军未来全面侵华必须突破的关键节点，松本二郎利用重金拉拢国民政府军委会少校参谋熊子庄，1936 年 8 月趁熊子庄醉酒熟睡之际，偷拍了熊子庄随身携带的长江下游防御工事绝密文件。

就在松本二郎即将把图纸传回日本军部时，中统特工意外截获日军相关密电，顺藤摸瓜锁定了松本二郎的特务身份。

为避免引发中日外交纠纷，中统设计以强奸未遂的罪名当场逮捕松本二郎，蒋介石亲自下令，按松本二郎自称的韩国人身份判刑，最终南京地方法院判处松本二郎有期徒刑 15 年，关押进南京中央军人监狱的重刑犯监区。

“蠹众而木折，隙大而墙坏。”

松本二郎被捕后，日本陆军省情报一处鹰机关机关长小野昭亲自坐镇上海，全权负责营救行动。

松本二郎不仅掌握了国民政府大量核心军事情报，还知晓日军在华情报网络的全部机密，一旦松本二郎在狱中泄密，日军整个华东情报系统将彻底瘫痪，这也是日军不惜砸下重金也要完成营救的核心原因。

小野昭早已摸清，南京国民政府的司法系统早已贪腐成风，权钱交易、徇私枉法已是常态，哪怕是中央军人监狱这座号称民国第一监狱的重刑犯关押地，也有着巨大的管理黑洞，1934 年就曾发生过重刑犯花重金买通典狱长，仅关押一年就伪造保外就医文书提前获释的案件，只要钱给到位，就能打通从狱卒到法院的所有关节。

日军特务机关按层级推进收买计划，先以 40 两黄金买通狱卒牛阿孝，摸清松本二郎的关押位置、监狱值班制度与释放犯人的完整文书流程；

再以 60 两黄金买通狱政官鲁一城，敲定释放流程的内部审批环节；又以 100 两黄金买通副典狱长徐胜，让徐胜特意争取到 1936 年 12 月 26 日的值班权限，专门负责签字批准释放。

整个营救计划最关键的一环，就是南京地方法院督察长李伯龄，只有李伯龄能出具合法的法院释放公文，没有这份文书，哪怕监狱内部人员全部配合，也无法将松本二郎带出戒备森严的监狱。

日军特务机关经过周密调查，摸清了李伯龄手握实权却好色贪财的性格弱点，随即派出代号红蔷薇的王牌女特工接近李伯龄。

红蔷薇在歌舞厅与李伯龄相识，很快就将李伯龄迷得神魂颠倒。在相处过程中，红蔷薇故作可怜，向李伯龄求情释放自己的远房亲戚吴兴良，同时许诺事成之后奉上 50 两黄金，还会跟着李伯龄一起远走高飞去日本。

在金钱和美色的双重诱惑下，李伯龄彻底将国法抛之脑后，一口答应了红蔷薇的全部要求，完全没去深究这个吴兴良的真实身份，也没想过这件事会给自己招来杀身之祸。

1936 年 12 月 26 日，李伯龄伪造了南京地方法院的特种刑事裁定书，以改判减刑为名，将松本二郎的刑期改为立即释放。

两名日本特务伪装成法院工作人员，拿着伪造的文书与李伯龄的手令，开着挂有法院特种牌照的吉谱车进入中央军人监狱，值班狱卒牛阿孝、狱政官鲁一城、副典狱长徐胜拿了好处，一路绿灯签字批准，松本二郎很快就被从重刑犯监区提出，塞进汽车大摇大摆驶出了监狱。

几天后，何应钦的秘书到中央军人监狱探望友人，偶然听说了被判 15 年重刑的吴兴良被提前释放的消息，察觉其中异常立刻向上级汇报，此事一路上报，最终惊动了蒋介石。

蒋介石得知被放跑的是日本王牌间谍，当即震怒，下令军统、中统联合彻查此案，李伯龄等人留下的蛛丝马迹很快全部暴露。

这场震惊全国的民国第一越狱案，不仅撕开了南京国民政府司法系统的系统性腐败，更给后续的抗日战争埋下了无法挽回的隐患，而李伯龄等通敌叛国的官员，即将迎来属于自己的最终审判，逃出生天的松本二郎，也将在全面侵华的战场上，继续犯下累累罪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