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3年，戴笠收到一份批捕申请，上写：李时雨有通共之嫌，请批准逮捕。戴笠看后，却一笑了之，答复是：“此人我很了解，他不可能是地下党！须详查再核，不可逮捕！”

戴笠这句话，搁在当时那可是一块免死金牌。说起来李时雨这个人，在军统内部也算个老面孔了，整天笑眯眯的，见谁都客客气气，办事还特别利索。戴笠用他用了好几年，从来没出过岔子。你说这样一个“自己人”，怎么可能是地下党？要我说，戴笠那时候心里八成还在想：底下这些人真是越来越不像话，逮着谁都要咬一口，搞不好是想争功吧。

可历史这东西偏偏爱开玩笑。李时雨还真就是地下党，而且是那种藏得极深、演技极好的红色特工。他白天在军统局里点头哈腰，晚上把一份份情报塞进香烟盒里、鞋底夹层里，悄悄送到周公馆。这种事情干一次两次容易，干久了就得靠真本事。他有个绝活，见了戴笠能面不改色心不跳，该拍马屁拍马屁，该汇报工作汇报工作，滴水不漏。

戴笠为什么那么自信？说到底，他太相信自己的眼睛了。当特务头子当久了，看谁都像在撒谎，可一旦自己认定某人是诚实的，那顽固劲儿比谁都厉害。李时雨恰好摸透了他这个心理，故意在戴笠面前表现得格外坦然，有一回戴笠随口问他，听说你以前在东北跟些左派学生混过？李时雨当场就笑出声来：“局座，学生时代谁还没年轻过？我跟那些人早不联系了，现在一心跟着您干。”就这么轻飘飘一句，戴笠反倒觉得自己多心了。

更讽刺的是，真正让戴笠对李时雨放心的，是另外一件事。1942年前后，军统内部抓了不少可疑分子，有人供出李时雨曾经参加过一个“可疑聚会”。戴笠派人暗中盯了他两个月，发现李时雨每天除了上班就是回家，连麻将都不打，偶尔请同僚吃顿饭也喝得恰到好处。盯梢的特务回报说：“此人生活极其规律，无任何异常。”你听听，这不正说明人家专业吗？真正的地下党才不会偷偷摸摸去买密写药水、去郊外接头，他们跟你我一样过日子，只不过在某些深夜里，有些东西从指缝间无声无息地流走了。

说回戴笠那句“我很了解”，这五个字里头藏着多少自负啊。一个掌管十万特务的人，居然用“感觉”来否定一份有鼻子有眼的批捕申请。我猜他那时候想的无非是：李时雨要真是共党，我能看不出来？我戴笠是什么人？可偏偏就是这个“我能看不出来”，让他栽了大跟头。后来李时雨全身而退，解放后还活到九十多岁，倒是戴笠自己，没几年飞机撞山摔死了。不知道他临死前那几秒钟，有没有闪过一个念头，那个笑眯眯的李时雨，到底是不是我真看走了眼？

其实这个故事最耐人寻味的地方，不是戴笠蠢，而是再精明的人也有盲区。你觉得你最了解一个人，恰恰那个人就站在你的盲区里冲你微笑。戴笠一辈子怀疑别人，唯独不怀疑自己的判断力，这才是真正的致命伤。李时雨后来回忆说，他在军统那几年，最危险的时候不是被人举报，而是戴笠突然对他格外亲热，拉着他喝酒聊天，那时候后背上的汗能把衬衫湿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这份“了解”里头是不是藏着试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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