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东东莞，61岁大爷发现与儿子闹离婚的儿媳深夜在与男同事幽会，便连忙通知儿子，过程中，见对方要离开，便上前拽着对方不让对方离开。对方慌了，与大爷发生拉扯，由于用力过猛，双双摔倒，大爷更是头部后仰摔倒。随后，大爷见对方起身拔腿就跑，也起身，去追赶对方，怎料没跑几步就突然晕倒，而后经抢救无效死亡。事后，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大爷儿媳同事立案调查，不过因经鉴定大爷系突发心脏病猝死，随后又撤案。大爷家人不服，认为即便大爷儿媳同事不负刑事责任，也要承担民事责任，与大爷儿媳同事协商赔偿未果后，将大爷儿媳同事连带儿媳一起告上法庭，索要35万余元损失。法院这样判！

说句掏心窝子的话，看到这个案子很多人的第一反应是——这事儿不能就这样算了吧？一个61岁的老人，因为撞见儿媳跟别人幽会，上前理论、拉扯、追赶，最后心脏受不了突然倒下人没了。你告诉我那个男同事一点责任都没有？这不合理吧。

咱们把时间线捋清楚。

故事得从一段闹离婚的婚姻说起。这位大爷的儿子和儿媳正处在闹离婚的阶段，矛盾已经很深。偏偏有一天深夜，大爷发现儿媳和她的一个男同事行为举止不太正常——说白了就是幽会。换作是你，当公公的看见自己儿媳在外头跟别的男人搅在一起，你心里那口气能咽下去？大爷没怎么犹豫，直接上去找这个男同事理论，一边理论一边赶紧打电话通知儿子赶到现场。

男同事一看形势不妙，心虚得很，想赶紧脚底抹油开溜。大爷哪肯就这么放人走？当即伸手拽住对方的衣服或者手臂，想把人扣住等儿子来了再说。

问题就出在这个拉扯上了。两个人你来我往，力气都不小，互相推搡的过程中谁也站不稳了，双双摔倒在一起。对于一个61岁的老人来说，那一摔可不轻——大爷头部后仰着狠狠撞在地面上，当场磕得够呛。

看到大爷摔倒了，那个男同事就更慌了，爬起来拔腿就跑。大爷急了，顾不上身上的疼痛，硬撑着起身就追。可是刚跑出去没几步，脚下的步子突然就乱了，整个人脸色发白、身子发软，“扑通”一下又栽倒在地上。这次倒下，大爷再也没能自己站起来。等救护车赶到把人送到医院，抢救了很久还是没救回来。

家属那边肯定是五雷轰顶。好端端的一个人，就因为去逮了个幽会的现场，命就搭进去了。这搁谁能接受？大爷的家人当即报警，说那个男同事就是导致大爷死亡的直接责任人——是你跟他拉扯、是你从他眼前逃跑、是你让他情绪激动地去追赶才出的事，这笔账你不认谁认？

于是东莞警方以涉嫌过失致人死亡罪对男同事正式立案调查。一旦这个罪名成立，刑期可是三年起步十年封顶。可事情到这里拐了个大弯——法医做了详细的死因鉴定，鉴定报告白纸黑字地写着：大爷属于心脏病突发导致的猝死，跟外部暴力没什么直接关系。

这就捅破了一层窗户纸。你再回头看那个男同事的拉扯和逃跑，这些行为跟大爷的死之间到底有没有“直接因果关系”？从刑法角度看，你让一个正常人跟别人吵几句、推两下、跑两步，他会死吗？一般人真不会。可大爷的身体状况不一样——他有心脏病，属于刑法上说的“特殊体质”。男同事在拉扯的时候，根本不知道这位大伯有严重的心脏病。那么法律就会问你：一个正常人能不能预见到“拉扯+逃跑+追赶”这些行为会把人给气死、追死？

如果他不知道，也没法提前知道，那他的行为就很难归类为刑法上的“危害行为”。说白了，刑法讲究“主客观相统一”——他的主观心理状态里没有剥夺别人生命的故意或过失，客观上大爷的死亡结果又主要是自己身体惹的祸，这时候硬要定罪就站不住脚了。

东莞警方正是吃透了这一点，在鉴定结果出来以后，直接作出了撤销刑事案件的决定：男同事不构成犯罪，不予追究刑责。

事儿到这儿是不是就翻篇了？远远没有。大爷的家属死活不答应。他们认定了一个理儿：就算你不负刑事责任，民事责任总逃不掉吧？天底下哪有一条命没了，旁边那个引起事端的人一毛不拔的道理？

于是家属把这个男同事连带大爷自己的儿媳一起告到了法院。他们提出了35万余元的赔偿要求，涵盖丧葬费、死亡赔偿金、精神抚慰金等等。一家人咬着牙想为死去的老头讨一个公道回来，总觉得法院至少得判对方一部分钱。

可法院的判决又给了家属当头一棒。一审法院经审理后认定——男同事在事件中拉扯、逃跑的行为确实违背了基本的道德常理，应该受到社会舆论的严厉谴责；但从严格的法律构成要件来看，他的行为跟大爷最终的死亡结果之间缺乏法律上“相当因果关系”。再加上人家鉴定报告把死因定性为“心脏病突发猝死”，主因在大爷的身体上，依法就不能让完全没有预判能力的第三方来替你的特殊体质买单。儿媳又处在那起离婚纠纷之中，她的行为并不直接导致公公的死亡，因此也构不成侵权责任。

法院最终驳回了大爷家属的全部诉讼请求。也就是说，男同事和儿媳都不需要出一分钱。

这个结果一出来，网上一片哗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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