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解放后一名我军战士包养国民党姨太，陈毅得知后采取了什么处理办法？

1949年6月5日的夜班值勤并不轻松。榆林分局二楼的电灯时明时暗，一名年轻侦察兵推门而入，正想换班，余光瞥见军代表欧震把玩一枚亮闪闪的银元。那枚硬币在灯光下划出冷光，声音清脆，瞬间让屋里气氛变得尴尬。
“报告主任，他抽屉里有银元！”小伙子一句话，打破了沉默。上海刚解放不到十天，金融市场动荡，银元被严禁私藏倒卖，任何违纪都可能动摇人心。欧震愣了几秒，随手把硬币塞进抽屉，笑称是“老友赠礼”。笑意却敷衍得很。
就在这之前，陈毅每天都在军管会反复强调：这座城市是全国经济的心脏，纪律若松动，胜利就会打折扣。部队多数是从乡村一路打到黄浦江的，将士对大都市灯红酒绿毫无免疫力，稍有不慎便会滑向深渊。正因如此，军管会给公安系统下了硬任务：金融物资必须管死，干部队伍必须抓紧。

欧震这名军代表的来历并不复杂。淮海战役时，他随国民党整编师被俘，经短暂学习后编入人民解放军。按规定，像他这样身份特殊的人应在监督中改造，但上海战役结束后，部队人手紧张，他却被派到分局负责后勤检查，一来二去竟成了掌钥匙的人。
值班室的银元风波没能压下去。刘永祥受命成立调查组，沿着蛛丝马迹排查。案卷显示，上海的银元交易近来多出一批“生货”，流向不明。再查欧震最近往来的地址，他们发现一处偏僻弄堂的老房子，租客登记是“欧家亲戚”，介绍人是一位早年失业的老巡警。
深夜蹲守后，调查员敲门搜查。漆门吱呀开裂，一位衣着讲究的年轻女子惊慌失措地躲在屏风后。桌上还放着半碗未喝完的红酒，旁边是一只打开的皮箱，厚厚一层银元整齐码放。女子叫朱英，原是某国民党军官的二姨太，丈夫败走台湾前把她留在上海，自身难保。欧震带队搜查该宅时，看中了她，又以“私藏枪支弹药”相威胁，逼迫对方“暂住”自己安排的处所，每月还私下换汇接济。

审讯刚开始，欧震仍咬定“银元乃友人代保”。可是木柜暗格里翻出的四枚编号相连的银元以及朱英的书信，使谎言瞬间崩塌。朱英供出整个过程：先是赔礼递上四枚银元求宽恕，却被欧震收下又退回；随后对方直接提出同居要求，并以“只要听话就安全”为由频频施压。调查组采信证言后，案情基本坐实。
当晚，李士英将详细报告送到军管会。纸面上列足了定罪依据：非法占有贵重金属、敲诈勒索、破坏军纪、玩弄妇女。陈毅看完后，沉默片刻，提笔写下四个字：“同意枪毙”。字体凌厉，没有一丝犹豫。批示传回公安局，执行命令旋即生效。

行刑那日，外滩风雨初歇。传唤通告张贴在各分区，数百名干部被要求现场观看。枪声响起，欧震应声倒下，围观人群无声散去。有人说，这一枪比战场的炮火还震撼，因为它打向的是内部的松懈和贪腐，而非外敌。
处罚并未就此收尾。军管会随后发布通知，重申“三大纪律八项注意”适用于任何身份的人员；又下令对所有曾由国民党军队改编或收编的干部展开思想复查，发现苗头即行纠正。短短数月，几起类似案件被连续曝光，上海金融秩序得以迅速稳定，工厂逐渐恢复生产，码头再次灯火通明。
回过头来看，欧震只是众多接管故事中的一个名字，却为后来者敲下清晰警钟：大城市的霓虹易迷眼，银元的铮响能动心，唯有纪律这条高压线不容触碰。在那段风云际会的岁月里，严明的规矩成为保障，新政权才能在外有敌对、内有旧习的夹击中站稳脚跟，让这座从硝烟里走来的城市迅速恢复生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