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一名女子走到孙传芳背后，突然掏出手枪，朝着孙传芳连开3枪。第一枪子弹打穿了孙传芳的脑袋，孙传芳随即倒地。第二枪穿透了孙传芳的太阳穴，第三颗枪打透孙传芳的胸膛。由于三枪都是致命枪，孙传芳当场毙命。这名女子名叫施剑翘。

枪响那一刻，天津佛教居士林的青砖地上溅满了血。孙传芳甚至没来得及念完最后一声佛号，身子就歪倒在蒲团旁边。周围那些身着海青的居士们吓得四散奔逃，有人尖叫，有人瘫坐在地。施剑翘却异常镇定。她把枪收回怀里，从口袋里摸出一大把传单，扬手撒向空中。传单飘飘荡荡落下，上面印着她亲手写的字：“刺死孙传芳是为父报仇，与旁人无干。”

这个穿素旗袍的女人，心里藏着一段整整憋了十年的血仇。

施剑翘的父亲叫施从滨，当年是奉系军阀张宗昌手下一名师长。1925年，直奉两家军阀在安徽蚌埠一带掐架，施从滨打了败仗，被孙传芳的部队活捉了。按当时军阀混战的老规矩，被俘的高级将领一般不会丢命，顶多关一阵子或者拿钱赎人。孙传芳偏偏不按规矩出牌。他命人把施从滨绑到火车站旁边，当着往来官兵的面，一刀砍了脑袋。更狠的是，他把施从滨的头颅挂在蚌埠车站的旗杆上，整整挂了三天三夜。

那年施剑翘才二十岁出头。消息传到家里，她哭得昏死过去。她是家里的大女儿，弟弟还小，叔叔伯伯们嘴上说得热闹，真要动手谁都不敢碰孙传芳这根硬骨头。有人劝她认命，说军阀打打杀杀死个人算什么。她不认这个理。施剑翘心里盘算得很清楚：靠别人没用，报仇这事儿只能自己干。

她等了一年又一年。先是指望堂兄施中诚，施中诚嘴上答应得好好的，等当上了烟台警备司令，反过来说什么“大局为重”，劝她别犯傻。施剑翘一怒之下跟这个堂兄断绝了往来。后来她嫁了人，丈夫施靖公是阎锡山手下的军官，答应替她报仇，结果那男人只是贪图她的姿色，结了婚就变了卦。施剑翘带着两个孩子，在男人怀疑的目光里默默磨了七年的刀。刀不是铁打的，是她用命磨的。

1935年，她打听到孙传芳兵败下野，躲到天津当寓公，隔三差五去居士林念佛。施剑翘觉得老天终于睁眼了。她也跑到居士林去“信佛”，天天蹲点摸清了孙传芳的座位和行动路线。她特意弄了一把左轮手枪，怕一枪打不死这个老狐狸。

那天她选了个好位置，就坐在孙传芳后面几排。念经声嗡嗡响着，孙传芳闭着眼睛一脸虔诚，活像个大善人。施剑翘冷眼看着这个杀父仇人装模作样，心里翻江倒海。她后来在法庭上说：“他念佛，他放下屠刀，可他念完佛还是那个孙传芳。我父亲的头挂在他旗杆上，我没法替他放下屠刀。”

枪响之后，施剑翘没有跑。她安安静静等着警察来抓自己。法庭上，她把自己的身世原原本本讲了一遍，整个天津都炸了锅。老百姓写联名信替她求情，报纸天天登她的事。国民政府最后特赦了她。

有意思的是，很多人骂孙传芳该死，也有人嘀咕：杀人不眨眼的大军阀，你不也用了杀人的法子去对付他？施剑翘听到这种话，只回了一句：“法律不替我报仇的时候，我自己来。”这句话听着痛快，细想却扎心得很。她本来不该走这条路。一个有冤屈的女人，本该走进法院递上诉状，可那个年代的法院大门朝哪边开，她自己比谁都清楚。

施剑翘后来活了六十多岁，新中国成立后还当过北京市政协的委员。她这一辈子，最被人记住的就是那三枪。有人夸她是孝女，有人说她是侠客，也有人叹一口气：要是当父母的不用提心吊胆女儿去杀人报仇，要是当女儿的不用把自己活成一颗子弹，那该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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