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5年，在东北深山，猎人杨德才发现一具骨骸，心里很难受，当他看到骨骸旁的破烂本子，打开后一看，大吃一惊，原来是一个大汉奸，还是一个美女大汉奸，猎人顿感惋惜，一声叹息！

杨德才蹲在枯树旁边，手把那本破本子托得稳稳当当。纸页黄得跟烟叶子似的，边角全卷起来了，有的地方让虫子蛀得全是窟窿眼儿。他翻了几下，认出上面写的是日文，还有些汉字夹在里头。杨德才念过两年私塾，勉强能认出几个字:“满洲国”“警务司”“密报”这几个词儿反复蹦出来。他心里咯噔一下，这女人不是一般人啊。

再看那具骨骸，身上穿的衣服早烂没了，只剩几块碎布片贴在骨头上，颜色都看不出原来是什么样。脑壳边上一绺头发还在，风吹了多少年，竟然没烂透，灰白色的一缕，细细软软的。骨架子不大，垮在地上，像是缩成了一团。杨德才年轻时听老人讲过，当年日本人在的时候，东北地面上的女汉奸比男的还狠，有的比日本人都毒。他当时不信，这会儿看着这骨头架子，心里头五味杂陈。

他又翻了几页本子，有一页上头贴了张小小的照片，被潮气洇得模模糊糊，可还是能瞧出个轮廓来，一个女人，穿着和服，头发盘着，眉眼生得端正，嘴角往上翘着，像是在笑。照片背面写着几个字，杨德才拼了半天，认出是“昭和十年，于新京”。新京就是长春，那会儿伪满洲国的“首都”。昭和十年，换算过来是1935年，日本人占了东三省都四年了。

这女人叫什么？本子里头没写全名，只反复出现一个字的代号:“莺”。杨德才琢磨，八成是她的外号，黄莺的莺，听着倒也好听。可里头记的东西就不那么好听了。有一页写着“肇源县赵家窝棚，抗联联络点，十一人”，旁边画了个圈，写着“悉数剿灭”。再翻一页，“牡丹江下游，运粮队，三十余车，已交宪兵队处理”。每一笔都是人命啊，就这么轻飘飘地写在一个小本子上，跟写买菜账似的。

杨德才的手开始抖了。他自己就是个穷苦人，当年他爹就是让日本人抓去修工事，再也没回来。他娘带着他东躲西藏，有一回要不是抗联的人路过，把他们娘俩从鬼子刀底下抢出来，他早没命了。他小时候见过抗联的人，穿得破破烂烂的，脸冻得发紫，饿得皮包骨头，可眼睛里头有光。那些人一个接一个倒下去了，好些人连名字都没留下。而这个女人，光鲜亮丽地陪着日本人喝酒、跳舞、递情报，把那些拼命想活下来的人一个个送上死路。

杨德才翻到最后一页，上头歪歪扭扭写着一行字，笔迹跟前面不一样，潦草得很：“他们要撤了，不带我走。我把东西埋在这儿，若有人捡到，便知我是谁。”底下没有署名，只有一个日期，1945年8月12日。离日本投降只差三天。杨德才算了算，那会儿苏联红军已经打过来了，关东军一溃千里，伪满洲国的那些大小汉奸，有的逃跑，有的改名换姓，有的被日本人像扔破鞋一样扔下了。这个女人大概也是其中一个。她跑到这深山里，怕是想着跟日本人一块儿跑，结果人家压根儿没等她。她一个人，带着这个记满罪行的本子，最后死在了这棵老松树底下。

杨德才把本子合上，抬头看了看天。秋天的东北深山，树叶子哗啦哗啦地响，风从老林子深处灌过来，凉飕飕的。他想起他娘临终前说的话：“做人哪，骨头得硬，脊梁得直，弯了就再也直不起来了。”这女人骨头倒是在这儿躺着，可那脊梁，怕是三十年前就折了。

他掏出旱烟袋，点了一锅子，抽了两口，把烟灰弹在那堆骨头前头。不是敬她，是敬那个年代。那个年代把人分成两种，弯着活的，站着死的。站着的，骨头烂在土里也顶天立地；弯着的，就算埋在金棺材里头，也是一摊烂泥。

杨德才把这个破本子揣进怀里，一步一步下了山。他打算把它交到县里去，让该知道的人都知道，这深山里头埋的不光是一具骨头，还是一段不该被风吹散了的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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