深度起底福建帮（上）

摘自 我是艾公子 最爱历史

《山海经》云：“闽在海中。”中国各大商帮都有自己的特色，晋商以票号发家致富，徽商靠盐业赖以生存，闽商崛起的关键，在于海洋。唐宋以后，随着经济重心南移，依山傍海的福建地少人多。许多福建人光靠农业已经难以为生，在一些地方形成了“女耕男商”、“儒商并重”的独有文化，女性留在家中耕作，男性到外地经商谋生。时人称，当地“丈夫子生已及弁，往往废著鬻财，贾行遍郡国，北贾燕，南贾吴，东贾粤，西贾巴蜀，或冲风突浪，争利于海岛绝夷之墟”。闽商的对外贸易条件并不优越。在中国的东南黄金海岸线上，福建不像广东，珠江口正对着南海，有南亚、西亚商船穿过马六甲纷至沓来。福建也不如浙江宁波，拥有得天独厚的港口，每年有大批日本、朝鲜商品伴随东北季风而来。广东、浙江商人可在自己的码头收购海外商品，而闽商更多是靠出海贸易。据《宋会要辑稿》记载，宋代福建“漳、泉、福、兴化（今莆田），凡滨海之民所造舟船，乃自备财力，兴贩牟利而已”，无论是豪商巨贾，还是平民百姓，纷纷造船下海经商。

宋朝在泉州设置市舶司后，泉州港风樯鳞集，海舶穿梭，取代广州成为宋元时中国对外贸易的中心，一跃成为东方第一大港。

有一次，大食商人蒲罗辛运载乳香到泉州，仅官府抽解得30万缗。如此天文数字，在泉州早已是司空见惯。

由于闽商众多，宋朝还特别规定，福建人要经营对高丽的海上贸易，必须拥有3000贯以上资产，并至少拥有两艘帆船，可见当时闽商之富裕。

宋元以后，闽商的海外贸易网络遍布亚洲，东起日本长崎，西至马来半岛南端的马六甲，日后更是延伸至南北美洲。新航路开辟之后，当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英国人陆续来到东南亚时，他们发现，福建商人已经领先他们几个世纪，甚至各地的贸易市场实际上也由闽商所控制。

古代闽商出海，为了等待季候风返航，常寓居异国他乡，甚至久居数年，在当地娶妻生子，繁衍后代。闽商船队中有时还载有科举落榜的书生、刑满释放的罪犯，或是朝廷的底层小吏。这些来自各行各业的中国人侨居海外，久而久之，形成一支不可忽视的海外移民，深刻影响东南亚各国历史。11世纪初，侨居在越南的闽商后代李公蕴，在内乱中被推上王位，成为越南李朝的开国君主。老乡见老乡，两眼泪汪汪，之后不少下海的闽人应邀在当地为官。有一个叫徐百祥的读书人，在科举考试中屡屡落第，特意跑到越南谋求下岗再就业，上书说：“大王先世本闽人，闻今交趾公卿贵人多闽人也。百祥才略不在人后，而不用于中国，愿得佐大王下风。”到了13世纪，越南陈朝的开国国王陈煚，也是一个福建人，在位期间还曾抵御蒙古人的入侵。经学者考证，李公蕴和陈煚祖籍都为泉州安海。

南宋淳熙年间（1174-1189年），下海经商的泉州人王元懋堪称华侨中的传奇。王元懋年少时在一座清真寺学了一点儿外语，就跟马云当年在杭州办英语角似的，对海外各国略有了解。尤其是在听了一门叫“南蕃诸国书”的课程后，他对南洋各国充满向往，一激动下跟着老乡们出海，走上人生巅峰。由于王元懋精通中文和占婆语，又能说会道，到了占城（今越南）做生意，颇得国王器重，国王还把一位公主嫁给他为妻。在国外住了十年后，“海归商人”王元懋带着公主和万贯家财，衣锦还乡。有钱能使鬼推磨，据南宋洪迈《夷坚传》记载，王元懋回国后，以带回来的财富为资本，组织了大批福建乡亲出海贸易，成为当时的泉州首富，朝廷高官还主动跟他攀亲戚，可谓显赫一时。可见，闽商四海为家，自古就有侨居海外的习惯。有人说，凡有海水的地方就有福建人，凡有福建人的地方就有妈祖。直到清末，广东籍华侨才超过福建人。民国时，历史学者张星烺曾造访早已不复昔日辉煌的泉州，他发现很多当地人“亦不知（泉州曾为东方第一大港），今日尚能维持不致如邯郸、洛阳之凄凉者，南洋华侨不忘故乡之力也”。据统计， 福建现有海外华侨1100 多万人，分布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和地区；闽籍的港澳同胞约 120多万人，闽籍台胞大约也有几百万人。

三分天注定，七分靠打拼。不认命，就是闽商的命。

明初，朱元璋一度实行海禁，推行官方朝贡贸易，禁止“濒海民私通海外诸国”，“禁民间用番香、番货”。即便如此，永乐年间郑和下西洋，还是以福建为大本营，不得不依仗闽人先进的航海技术。同时，朝廷加强对福建的统治，整顿军备，大规模设置卫所、水寨，既为扼制倭寇入侵，也为镇压私自出海的闽商。然而并没有什么用。在明清两代的海禁政策下，亦盗亦商的闽商从未禁绝“通海”行为，反而频频爆发反抗事件，所谓“海禁愈严，贼伙愈盛”，“市通则寇转为商，市禁则商转为盗”。他们或劫掠，或经商，通过经营明令禁止的私人海上贸易，斗志昂扬地走向世界，成为中国对外贸易的佼佼者，在海洋文化退却的时代捍卫中国海权。有明一代，福建“豪门巨室，间有乘巨舰贸易海外者”，“濒海大姓私造舰，岁出诸番市易”，其中以漳州、泉州二府商人最为活跃。漳州的月港（海澄县），成为走私商贩集聚的一大都会，船舶趋风扬帆，“珠玑、犀牙、玳瑁、香、布之属辐辏”，极为繁华，被誉为“小苏杭”。

海禁时期，一些胆大妄为的闽商将船只开到海上进行贸易，一旦被发现就和官兵拔刀相向，因此涌现了不少武装海商集团。明嘉靖年间，徽州人汪直属下的海盗集团，其大部分成员是福建海商。汪直被朝廷斩首后，他们继续在福建和粤东一带沿海地区经营走私贸易。明代海盗较为出名的还有明初的漳州人严启盛。据《明实录》记载，景泰三年（1452年），海商严启盛带领下属偷渡海外贸易，被漳州府逮捕入狱，以“通番”罪判处死刑。严启盛背后的合伙人郑孔目是漳州掌管刑狱的官吏，多次为哥们儿通风报信。在严启盛被捕后，郑孔目担心受牵连，索性一不做二不休，攻破漳州监狱，与严启盛下海为盗。严启盛越狱后，率众抵抗官兵追捕，俘虏了都指挥佥事王雄，袭杀了另一个都指挥佥事杜信，横行福建、广东沿海数年。在明朝大军的追击下，严启盛集团南下香山（今中山、珠海、澳门、番禺部分地区），攻下香山守御千户所。最终在广东沿海被明军消灭，严启盛兵败被俘。历史学者徐晓望认为，严启盛在香山外海招引番商、经营走私贸易的这段时间，已使该地成为一个初步繁荣的港口，奠定了澳门兴起的根源。一个逆天而行的闽商头目，就这样开启了一个传奇港口。闽商对海上走私贸易的垄断，从嘉靖二十八年（1549年）的走马溪事件中也可见一斑。当时，倭寇猖獗，海禁愈严，一些葡萄牙人无法在九龙江江口与中国通商，于是私自来到诏安走马溪一带走私，漳州商人暗地里与他们交易。时任浙江巡抚、抗倭名将朱纨，受命兼管福建福、兴、建宁、漳、泉等处海道、提督军务，朝廷专门派他来打击沿海走私贸易。朱纨得知消息，迅速派福建海防副使柯乔和都指挥使卢镗带兵镇压走马溪走私，捕获葡萄牙人以及与他们交易的96名走私犯人。这96名犯人本来罪不至死，可柯乔和卢镗却趁机吞没他们的财产，将犯人全部处死，福建人一时大哗。朱纨摊上大事了。正如《明史》记载：“闽人资衣食于海，骤失重利，虽士大夫家亦不便也，欲沮坏之。”朝中闽籍官员纷纷上书弹劾，指责朱纨滥杀无辜。于是，朝廷将朱纨罢免，命其还籍听候调查。闽人对朱纨恨之入骨。经过朝廷审理，朱纨、柯乔和卢镗都以擅杀之罪被定为死罪。按照明朝制度，初步拟定的死罪一般可以减免，待罪官员往往可以立功赎罪，后来柯、卢二人也都顺利复职。可朱纨认为自己得罪了福建的官绅，难逃一死，竟在家中吞药自杀，临终前悲愤叹道：“去外国盗易，去中国盗难；去中国濒海之盗犹易，去中国衣冠之盗尤难！”朱纨死后百年间，多有人为其喊冤。可明末的徐光启评论道，朱纨清正刚果，冤则冤矣，但他处理此事未得其要领，未尽合事宜。徐光启知道，闽商贸易之潮流势不可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