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五重间谍袁殊，被76号逮捕，李士群要他招供，谁知他却一点不慌，反而淡定地说：“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袁殊的真实身份是一名地下党员。

1939年的上海，早被日军铁蹄踏得没了往日模样。街头巷尾全是日伪势力的眼线，空气里都飘着让人喘不过气的压抑。极司菲尔路76号那栋三层洋房，更是成了整个上海的噩梦中心。李士群和丁默邨带着一群特务，把这里变成了残害抗日志士的魔窟，多少人进去就再也没出来过，惨叫声常常彻夜不散 。

袁殊被押进来那天，天刚擦黑。几个特务把他胳膊拧得生疼，推搡着往审讯室走。走廊里弥漫着血腥味和霉味，墙上的血痕干了又湿，看得人心里发毛。李士群坐在审讯桌后，手里把玩着一把寒光闪闪的匕首，身后站着两个凶神恶煞的打手，桌上摆着蘸了盐水的皮鞭和烧得发红的烙铁。换作旁人，看到这阵仗腿都软了，可袁殊却只是掸了掸衣角的灰尘，眼神里没有一丝慌乱。

他心里清楚，自己能走到今天，靠的就是这份临危不乱的定力。更重要的是，他知道李士群的软肋——这个靠着日本人撑腰的特务头子，根本不敢得罪岩井英一。

岩井英一是日本驻沪领事馆的情报头子，手里攥着上海所有日伪特务机构的经费审批权，在上海的日本人圈子里说话比谁都管用 。袁殊早在1937年就凭着一口流利的日语和对日本社会的了解，赢得了岩井的信任，成了他身边的“红人”，还主持着岩井公馆的日常工作 。李士群再嚣张，也得看日本人的脸色行事，这正是袁殊敢在76号这么硬气的底气所在。

其实袁殊被捕不是偶然。这年春天，军统给了他一个棘手任务——刺杀李士群 。他精心策划了一场爆炸行动，还在76号内部安插了内线，可千算万算，没料到行动前内线王天木被捕叛变，把整个计划和潜伏人员名单全供了出去。袁殊那天还像往常一样去咖啡馆赴约，刚拉开椅子，就被两把枪顶住了后腰，直接押进了76号。

审讯室里，李士群盯着袁殊冷笑：“袁先生，你好大的胆子，竟敢炸我的地盘？”袁殊没接话，只是淡淡地抛出那句让全场都愣住的话：“我的身份，岩井英一知道，你打电话问他吧！”

这句话像一盆冷水，瞬间浇灭了李士群的嚣张气焰。他愣了半天，手指在桌上敲了又敲，最终还是没敢动刑。他太清楚岩井英一的分量了，真要是得罪了这位日本情报头子，自己这个76号主任的位置恐怕都保不住。他只好让人看住袁殊，自己则拨通了岩井英一的电话。

电话那头的岩井态度强硬得很：“袁君是我们重要的合作伙伴，对维护上海治安很有用，你们不能随便处置。”这番话像一道圣旨，李士群再不甘心，也只能乖乖照办。他让人给袁殊松了绑，还假惺惺地赔了个不是，第二天就把人放了出去。

很少有人知道，这个在日伪、军统、中统、青帮之间游刃有余的“多面人”，最真实的身份是中共地下党员。1931年，经潘汉年介绍，袁殊加入中国共产党，成为中央特科的情报人员 。从那以后，他就把自己的生命交给了隐秘战线，在刀尖上为党组织搜集情报。

他的五重身份，每一层都是精心编织的保护色。靠着岩井公馆的身份，他能接触到日军的军事部署和侵略计划；周旋于军统、中统之间，他能提前掌握国民党特务的反共阴谋；成为青洪帮大佬曹幼珊的关门弟子后，他又在上海复杂的江湖里打通了更多情报渠道 。这些身份像一道道防火墙，既保护着他，也让他能在各方势力之间自由穿梭，把最关键的情报源源不断地送回党组织。

潜伏的日子，每一天都像在走钢丝。他得时刻提防日伪特务的试探，还要应付国民党方面的猜忌，就连跟家人相处都得小心翼翼，生怕说错一句话暴露身份。76号的这次被捕，只是他无数次危机中的一次。可他从没想过退缩，更没动摇过自己的信仰。

从76号出来后，袁殊没敢耽误，当天就找到了组织联系人。潘汉年让他给戴笠写了封信，把这次被捕说成是“因军统区长出卖，不得已与日本人合作”，既保住了军统这条线，也为他继续潜伏创造了条件。之后的几年里，袁殊更加谨慎地周旋在各方势力之间，送出了无数关键情报，其中就包括德苏开战的部署和日军的战略计划，这些情报为抗战胜利起到了重要作用 。

他的战场没有硝烟，却比前线更危险。没有枪林弹雨，却处处是看不见的陷阱；没有鲜花掌声，只有无尽的孤独和误解。直到新中国成立后，他还因“潘扬案”牵连入狱二十多年，被人误解为“汉奸”近半个世纪，直到1982年才得以平反。

这位中共情报史上绝无仅有的五重间谍，用一生的隐忍和坚守，践行了对党的忠诚。他像一颗埋在敌人心脏里的钉子，在黑暗中默默发光，为抗战胜利铺就了一条隐秘的情报通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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