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3年曾志给毛主席写信请求转为军人，毛泽东亲自批示同意她回到北京的申请！
1929年冬夜，闽西的山风割面一般，团特委的年轻女书记曾志刚把一摞公文收进油布袋，又被人喊去商量筹粮。她身后是仓促集结的担架队，还有等着夜里出发的小分队。这种前线与后方的无缝切换，对彼时的女干部已成日常。就在此刻，毛泽东快步走来，低声交代：“子珍怀了六个月的身孕，主力部队得连夜转江西，你抽空多‘关心下’她。”
曾志下意识回了句：“我还有一堆工作，哪有空天天伺候人？”声音不低，战友们对视暗自咋舌。毛泽东眉头一挑，声音压得更低：“是关心，不是当保姆。”两人对视数秒，火药味散去，曾志嘿地一笑：“那成，我去看看。”误会就此揭过。

第二天拂晓，她把贺子珍接到自己那间破土屋。房里只一张木板床，两人合盖一条还带着补丁的被子。曾志把从地主家没收来的大宽袖棉袄和蓝罩衫塞给对方：“先顶一顶吧，孩子要紧。”二十多天里，她白天走乡串村，夜里摸黑回屋，先探贺子珍呼吸，再翻开油灯批文件。有人回忆，这段同居让两个女红军结下了终生情分。
转年夏天，曾志调去厦门，和贺子珍一别多日。长征、苏联疗伤、回国漂泊，夫妻终分两地的故事后来被反复提起。延安窑洞里，毛泽东偶尔抽烟时自嘲：“十年夫妻，到头来还是分手，她脾气像火药。”曾志没接话，只听他说完，又把这番话悄悄记在心里。

1959年，北京审定二届人大常委名单。厚厚一叠纸摆到毛泽东案头，他扫了一眼，眉头微蹙：“怎么没有曾志？”当场提笔补了名字，还加一句批注——“此人善良，能力强，可用。”会后，陶铸问妻子：“主席为何特地写你？”曾志抬头，“谁知道，可能早年他见过我发脾气吧。”一句半玩笑，把丈夫的追问堵了回去。
1969年11月30日，陶铸病逝，北京肃杀。曾志被下放到粤北山村，改名换姓，挑粪、锄草，三年不闻外界风声。1972年初春，周总理批示将她接到陕西临潼干休所养病，条件却依旧艰苦。每逢夜里咳嗽，她摸着床头那盏军用马灯，想着自己到底算地方干部还是军队离休，医药、粮票、住房全是一笔糊涂账。

1973年春，她在破旧写字台前铺纸，列出三个困扰：组织隶属、医疗供给、行动不便。末尾加了句：“请求批准转为军人编制，每年发一套军装。”信寄往北京，两封，分别落款“致毛主席、总理”。

不到一个月，李瑞山乘车赶到临潼。交谈不过十五分钟，他放下文件包：“主席、总理都批了，原话——同意回北京，按军人对待。”曾志端坐片刻，轻轻抹了抹桌面上的灰：“好的，组织怎么安排，我就怎么走。”
离开前，她把那盏马灯送给护理员：“以后夜里巡房别磕了脚。”列车驶出渭水平原，暮色里车窗玻璃映出她半生风霜的侧脸。有人问起早年顶撞毛泽东的细节，她摆摆手：“那事儿早过了，山里忙得很，来不及计较。”语气依旧爽利，像闽西的山风，吹过一代人的战争岁月，却没吹散那份直来直去的信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