副军长丈夫项英去世后，李又兰与张爱萍再续前缘，三位儿子都非常出色令人钦佩！

1926年初夏，辽东半岛的栈桥边，李善祥拎着一筐刚下船的北美苹果，沉默地盯着码头票价单——进口果子一斤抵得上本地高粱米十来斤。那一刻，这位商人下定决心：靠种自己的果树，也要把日本商号挤出去。
一年后，他在南山脚下开出“生生果园”，又挪出几间瓦房办起“耕余学园”。果园里，苹果树一排排扎根，教室里，孩子们念书识字。李善祥嘴上常挂一句话：“救国有多条路，总得有人去走。”这句话，几个子女听了无数遍，其中最上心的，是大女儿李又兰。
1938年春，皖南新四军招收服务团学员。李又兰说走就走，拉着妹妹、两个弟弟赶去报名。有人劝：“千金小姐，何苦跟着部队吃糠咽菜？”她只回头一句：“总得有人去。”从此，果园里再无她的身影，行军路上却多了一个瘦削却执拗的姑娘。
部队缺文书，缺速记，缺能跨越方言记录口令的人。李又兰连笔都握不稳，硬是跟着老师在废报纸上练到指尖起泡。为了省铅笔，她削好几十支笔头，一字排开，记录时坏一支换一支。几周后，14名学员里，她的笔记最少涂改。新四军第一期速记班，就这样打下了她的基本功。

1940年深秋，新四军首长项英注意到了这个反应敏捷的姑娘。战地会议散场，他看着她收拾满桌的折断铅笔，笑问：“小李同志，累不累？”她抬头一笑：“笔折了可以再削，人可不能泄气。”两个月后，两人完婚。婚期简单，证婚人只说了几句祝福，朋友们扯来一块白布就算喜幛。
幸福只维持了不足百日。1941年1月，皖南事变爆发。激战中，项英不幸殉难。噩耗传来，李又兰在夜色里把丈夫的军装抱在怀里，却一滴眼泪也没掉。第二天，她按时出现会议室，仍旧握笔疾记。有人私下替她心疼，她淡淡回了句：“我还有任务。”
失去挚爱的同时，她的速记水平却突飞猛进。为了听懂各地口音，她背下常用词的十几种发音，又自创一套符号，能在枪炮声里迅速写完整段讲话。战后整理档案时，许多关键记录靠的正是她那本密密麻麻的速记本。不得不说，战火把她锤炼成了全军都信赖的“移动录音机”。

1942年1月，华中敌后一次干部大会上，新四军第三师副师长张爱萍第一次看到她：桌上摞着厚厚几本速记簿，铅笔头列成一条灰色的小长城。年轻指挥员心里一跳：这么细致的人，真少见。会后，他找到借口询问：“报告记录还顺利吗？”李又兰点头，却不多言。
张爱萍不死心。从那以后，每到周末，他总骑着一匹白马赶到服务团门口，一袋炒黄豆，一叠公文，说是来“核对材料”。时间久了，同事们打趣：“白马来了，资料又要复查喽。”1942年8月8日，两人在陈毅见证下成婚。红纸请帖没印，战士们把报纸刷红当喜帖，喜酒就是一锅糙米粥。
婚后四个月，日军清剿。李又兰已有身孕，组织安排她撤离。她换上粗布衣裳，稻草披肩，化名“李阿嫂”，从东海县一路转到盐东，再搭地下交通线进上海。到亲戚家时，她面黄肌瘦，亲戚愣住：“怎么成了这个样子？”她笑着说：“比起前线，已经很安全。”1943年春，她在宁波郊外产下长子张翔。

孩子8个月大，她把襁褓托付外婆，独自返回苏北。临行前，父亲拉住她：“苦日子过够了，留下来吧。”她摇头：“前线少不了人。”那天，她背着半袋干粮走出村口，连背影都透着倔强。
1944年8月，苏北野战医院里，张爱萍右臂缠着厚纱布，被抬进病房。掀开担架帘子的瞬间，他看见妻子——瘦了许多，却眼神明亮。短暂相聚后，两人又分头踏上征程。胶东、烟台、大连，他们留给彼此的常常是一声“保重”，然后转身就上车。那是战争的常态。
1949年，庆祝华东全胜的礼花升上夜空时，夫妻俩终于可以牵手站在硝烟后。新中国成立，让他们第一次讨论“家”的具体模样——三间瓦房、几张破木床、再加一大堆战友寄来的旧家具，这就是起点。可他们都满心欢喜。因为再也不用担心明天的炮火。
生活刚刚平稳，张爱萍又被调去筹建新中国国防科研体系。戈壁沙漠、罗布泊，无数绝密数字藏在他手中的文件袋。李又兰不再驰骋前线，转而管理家务，抄写资料。张翔6岁才第一次见到父亲，可听说要搞导弹试验，小小年纪的他一句话没问，就把那份缺席默默放进去心里。

张翔高中毕业，直接报考哈军工。1974年，他分配到第二炮兵，后来走到副司令员的位置，2001年授中将军衔。次子张胜1964年参军，转业后花16年编完父亲回忆录《从战争中走来》；三子张品在企业化军工体系里摸爬滚打，大校军衔，主抓技术改造。兄弟仨开玩笑：“妈妈当年的速记本，我们谁都读不出，倒提醒了我们，想传承，就得各自练好本事。”
有人问李又兰：“辛苦一辈子，值吗？”她笑了笑：“我年轻时削过无数铅笔，换来几百本记录；后来教过许多人写速记，换来更大一摞文件；再后来，把三个孩子送进部队，换来的，是更安全的祖国。”语气平静，却足够有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