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3年的香港，张大千面对奉命前来劝他回国的女儿，忍不住厉声斥责："穷死饿死那么多人，算什么进步？一大家子人要活命，全靠我在国外卖画撑着！"

1940年前后，画坛前辈叶恭绰等人多次劝张大千"开径独行"，意思是别总跟着宋元文人画的路子走，应该上溯晋唐，找中国绘画更早的根。

张大千自己也早有这个想法，敦煌壁画在他心里搁了很久了。加上受画家李丁陇赴敦煌临摩壁画、又在成都重庆巡展摹本的影响，张大千终于下了决心：要亲自去看。

1941年5月下旬，张大千从兰州出发，带三夫人杨宛君、次子张心智和数位大风堂弟子，骆驼驮着行李，一路往西走，将近半个月才到莫高窟。

当时那一带人烟稀少，补给全靠从兰州运，条件远比预想的艰苦。洞窟里光线极差，只靠油灯照着作业。

张大千从青海塔尔寺请来三名藏族喇嘛画师分工协作，重要人物的脸部和手脚由张大千亲手勾线，画师负责填色，最后由张大千统收定稿。

壁画年久褪色，张大千没有照着残损现状临，而是考证唐代原色做复原临摹，摹本出来比洞里的原壁画颜色还要鲜亮，当时就有人提出异议。

争议来得很快。甘肃省参议会有人举报，说张大千剥了表层壁画毁坏文物，还惊动了相关部门介入调查。张大千和弟子坚决否认，称此举是为了保护底层更早的壁画。

这件事最终没有公开定论，争议一直延续下去。

经费是另一块压力。在敦煌这两年七个月，张大千前后变卖了240余幅古代书画来填开支，粗估总花费在五千两黄金上下，雇工、材料、运输全包括在内。

中途又赶上二哥张善孖在重庆病逝，张大千不得不中断，赶回奔丧，处理完后事再折回继续。

1943年10月正式撤离，前后共完成临摹作品约三百多幅，另写《敦煌石室记》近二十万字。这批作品张大千一幅都没有出售，后来大部分由家人转交四川博物院，分文没要，只说："东西该在家。"

从敦煌回来，张大千的画风走向了另一条路。宋元文人画那种淡远格调退了，线条厚实了，色彩大胆了，对唐代壁画用色的深入了解，直接奠定了他日后泼墨泼彩的基础。

张大千不是凭感觉落笔，是真的一笔一画研究透了再下纸，那两年七个月，是他后来一切变化的底子。

1956年，张大千在法国巴黎举办画展，趁机约见了毕加索。见面那天，毕加索特意换了衬衫、长裤、皮鞋，还刮净了胡须。

据当时在场的人留下的记录，毕加索平日在家习惯赤膊短裤，这次明显是专程打扮的。

午餐之后，毕加索把张大千请进大画室，捧出五大本画册，打开来全是临摹齐白石花鸟鱼虫的习作，笔法稚嫩，却一本正经请张大千指点。

张大千看完，说了一句：工具用错了，中国毛笔的笔锋弹性才能控制墨的干湿浓淡，随即在纸上写了"张大千"三字作示范，笔力分明。

毕加索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没有说话。两人聊了整整一个下午，临别各自赠画留念。

事后西方媒体大幅报道，称这次会面是"中西画坛的历史性会见"，张大千的名字此后在欧美艺术圈真正打响了。

有了国际声誉，张大千卖一副画换来的钱，够养活家里那几十口人，这不是夸大，是实情。

所以1963年香港那句斥责，说到底是张大千作为一家之主的真实盘算：卖画是命，养家也是命，两件事绑在一起，哪样都不能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