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浒传》中有一桩故事，入木三分地刻画出胥吏的贪婪以及胥吏与普通人之间的矛盾冲突。第十四回中，赤发鬼刘唐因生辰纲一事来寻晁盖，醉卧灵官殿时被巡视的都头雷横捉了，雷横押着刘唐便来到晁盖家里。雷横口中说的是“我们且押这厮去晁保正庄上，讨些点心吃了”，刚刚五更时分，晁盖还没起床，雷横这个举动其实是很失礼的，但他自有依仗。而且他的目的不是“讨点心”，而是“讨人情”。 到了晁盖家中，晁盖问道：“敝村曾拿得个把小小贼么？”雷横把过程说了，夹了一句很重要的话“恐日后父母官问时，保正也好答应”。为什么说这句话重要？因为晁盖是东溪村保正，也是一个胥吏。村里出了贼人，当地保正是脱不开干系的，雷横这个人情是铁定要到了。果然晁盖听了，记在心，称谢道：“多亏都头见报。” 后来晁盖发现刘唐是来找自己的，便谎称二人是舅甥关系，将刘唐救下，并给了雷横十两银子。这十两银子，一是感谢雷横告知此事，二是感谢雷横放了刘唐。用银钱换人情，这在胥吏之间十分普遍，雷横和晁盖两位当事人都没当回事，不想刘唐却看不顺眼，他追上雷横，想把这十两银子要回来。 晁盖花自己的钱，刘唐为什么不服不忿？这有三个原因，第一，刘唐记恨雷横；第二，刘唐不理解胥吏之间的人情往来；第三，刘唐太穷了，对他来说，十两银子是很多钱。 追上雷横后，刘唐称之为“诈害百姓的腌臜泼才”，“诈”的是晁盖，“害”的是他自己。要知道，刘唐并没做什么坏事，只是在无主的灵官殿上睡了一觉，就被抓起来平白吊了一夜，简直是天降灾祸。这就是胥吏滥用职权、鱼肉百姓的危害，刘唐作为一个游民，大概也不是第一次受这样的腌臜气了。 刘唐是好人吗？肯定不是！甚至可以说是一个恶人，他寻雷横麻烦，未尝没有展现本领同时拖晁盖下水之意，但他对雷横的恨也是实实在在的。连恶人都恨胥吏，普通百姓更不必多说。 雷横为什么抓刘唐？别忘了他是奉知县命令到此地巡视的，原文中知县道：“我自到任以来，闻知本府济州管下所属水乡梁山泊，贼盗聚众打劫，拒敌官军。亦恐各处乡村盗贼猖狂……”现在明白了吧，雷横带着几十个官差，当然不敢到梁山泊去捉贼盗，但他又不甘心白跑一趟，遇到一个外地穷汉，可不正是“诬民为盗”的好机会！ 一个是贫无立锥之地的游民，另一个是到处捞油水的胥吏，以十两银子为引线，一件小事就这样上升为阶级矛盾。刘唐是人，晁盖、雷横也是人，虽然活在同一时代，但横亘在平民和官吏之间的鸿沟永远无法弥合，一直持续到大宋灭亡。 更有趣的是，这三人后来都上了梁山，彼此以兄弟相称。在大宋高层的不懈努力下，游民反了，胥吏也反了，敌人的敌人是朋友，即使我们曾有仇怨，此刻也能并肩作战。 “推临狱内，拥入牢门。抬头参青面使者，转面见赤发鬼王。黄须节级，麻绳准备吊绷揪；黑面押牢，木匣安排牢锁镣。杀威棒，狱卒断时腰痛；撒子角，囚人见了心惊。休言死去见阎王，只此便为真地狱。”乍看这段文字，写的仿佛是神话世界中九幽深处的阎罗殿，其实这只是《水浒传》中对东京死囚牢的描写。 宋朝建立之前的唐末及五代时期，由于藩镇割据武人掌权，司法制度基本是“以暴制暴”，这种情况一直到宋朝才得到改善。宋朝初建时政权并不稳定，为了安定人心、社会长治久安，赵匡胤吸取了前朝的教训，在法律和政治制度上做出了变革与创新。 最著名的就是“鞫谳分司”制度，简单说就是将“审”与“判”二者分离，由不同官员分别执掌。鞫谳分司不但细化了司法审判方式，还对官员形成制衡，让御史台、刑部和大理寺“三司”在职权上相互进行制约。另外，由于宋朝经济繁荣，人们交往频繁，与民事及诉讼相关的律令非常丰富。借助于科技的发展，司法部门更加看重证据断案。正是这样良好的法治环境，培养出了法医学鼻祖宋慈这样的人物。法医学的创立减少了大量冤、假、错案。 统治者的初衷是好的，宋朝的司法制度渗透了儒家的仁爱思想，最大限度减少了官府对民众的压迫。但到了北宋末年，政治环境实在太过糜烂，朝廷重臣贪腐成风、沆瀣一气，中低层官吏失去了应有的监督，导致法治还原成了人治。这就出现了本文开头的那一幕：连东京城的监牢都与地狱一般，老百姓还能到哪里去寻找公正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