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6年朱老总和周总理相继离世，毛主席感慨道：我也快坚持不下去了！
1972年1月10日，北京凛冽的寒风吹过八宝山礼堂。陈毅元帅追悼会前几分钟，毛泽东忽然决定出席，临来不及换衣，只披着一件浅色睡衣扶着工作人员步入会场。这一幕让许多人倒吸一口凉气，也预示着第一代领导人身体状况整体滑落的起点。
追悼会结束后不久，毛泽东高烧伴随短暂昏迷，外界才隐约察觉他已不复往日的硬朗。实际上，进入70年代，中南海里弥漫着一股紧张气息——资历最老的一批领导人普遍年过七旬，长年透支的精力开始讨债，国家建设却进入关键阶段，事情一桩接一桩，没有人肯轻易放下手中的文件。
同年5月，周恩来在一次例行检查中被确诊为膀胱癌。主治医生犹豫再三才把报告交到他手里，他只是微微皱眉，旋即要求成立专门医疗小组，提出“能工作就别躺床上”。不到三个月，他便在手术间歇接见外宾，甚至在病床旁召开国务院常务会议。1974年6月起，13次手术接连不断，然而65批外事活动、21次中央会议仍然写在工作日志上。那时中国外交处在“破冰”阶段，接连到访的国际政要与多边谈判文件，如雪片般飞来，很多都需要他亲笔批示。

身体每况愈下，却始终惦记战友。1975年7月，周恩来刚缝合刀口就要求坐车进中南海。有人劝他休息，他摆摆手：“主席动眼睛手术，我得去看看。”到了毛泽东住处，他声音嘶哑，只简单问了一句：“疼不疼？”随行秘书事后回忆，那天两位老人都说得很少，空气像凝固了一样。
毛泽东对白内障几乎无能为力，只好让张玉凤把关于周恩来的病情记录大声朗读。深夜，他常在暗淡灯光下反复听，末了叹口气：“周还是放心不下工作。”这一年，他的手已不稳，批示多用粗大的铅笔一笔带过，但对国务院报告、外电汇编仍要求“全读”。

1976年1月8日，周恩来逝世的电话打到警卫室。消息向上呈报，毛泽东缓慢地点头，眼圈迅速潮湿。他没有参加追悼仪式，只让人代写贺词并叮嘱“治丧要从简”，随后陷入长时间沉默。
周恩来走后，年近九十的朱德愈加忙碌。外交场合里常能见到他慈祥却略显疲惫的面容。1975年秋，他还兴致勃勃地登上香山主峰，笑称“骨头没生锈”；然而1976年6月底，接见澳大利亚总理惠特拉姆时，空调房里低温刺骨，他在沙发上等待过久，回到住处便发起高烧。医生诊断为重感冒并发肺部感染。药物、吸氧、针灸轮番上阵，病情却一日紧似一日。

7月6日凌晨，朱德心脏停止跳动。守在床前的医护无力回天，噩耗再度传向游泳池畔的菊香书屋。毛泽东听完报告，半晌无语，深深呼了口气：“朱毛一生并肩，现在只剩我了……”一句话说得断断续续，旁人却听得分明。
此时的毛泽东，肺部感染反复，心脏亦已扩张。语言功能衰退使谈话常需秘书“翻译”，但他依旧每天要听国内要闻和世界动态。7月28日，唐山大地震，死亡人数经初步统计已逾二十万人。汇报刚完，他的手背在被窝里轻轻颤抖，眼角氤氲泪光，低声嘱咐“救人要紧”。
8月下旬，接连的心力衰竭让医护只能用呼吸机维系氧合，床头柜上摆满文件。凌晨的灯光不熄，秘书轮班朗读，他眨眼示意“继续”。直到9月8日晚，心电监护曲线频现大幅波动，政治局成员陆续前来告别。薄弱的气息在9月9日零时10分停止，记录仪划出最后一条直线。

同日拂晓，临时会议在怀仁堂举行。与会者草拟讣告、商量治丧安排，决定遗体停放于人民大会堂。这一天清晨，北京细雨，长安街两侧很快站满自发前来的群众。人们静默，手中白花被雨丝濡湿，沉甸甸垂向地面。
自陈毅送别那天起，短短四年，三位战友先后离去。昔日战火中结成的“朱毛周”组合，在1976年的刻度上画下终点。新中国的第一代领导集体由此完成历史使命，时代列车驶向下一段轨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