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 年，宋庆龄收到 60 万美元汇款，是弟弟死后分给她的遗产。可短短两个月后，她却突然给弟妹发电报：“这笔遗产我不能要”。

1969 年 6 月，宋庆龄亲笔拟写的完整电文发往美国旧金山，收报人是宋子安的遗孀吴其英，电文里明确说明，宋子安遗产中划归宋庆龄名下的 60 万美元，宋庆龄全部放弃继承权，交由吴其英及子女全权支配。

电报发出后，定居美国的宋霭龄、宋子良第一时间得知消息，两人都对宋庆龄的决定表示无法理解，接连向宋庆龄寄去信件，试图弄清宋庆龄做出这个决定的原因。

这个决定不是宋庆龄一时兴起的选择，而是宋庆龄数十年政治生涯里一以贯之的坚守。

1927 年 7 月 14 日，汪精卫控制的武汉国民党中央召开秘密分共会议，谋划彻底背弃孙中山先生制定的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宋庆龄就在同一天公开发表《为抗议违反孙中山的革命原则和政策的声明》，公开宣布退出武汉国民政府，与背叛革命的国民党右派彻底划清界限。

这份声明发布后，宋庆龄彻底与宋氏家族多数成员的政治立场走向割裂，宋氏家族多数成员长期与国民党势力深度绑定，宋庆龄则始终坚定站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一边，为民族解放事业奔走。

宋氏家族六个子女中，宋子安是宋庆龄最小的弟弟，也是宋氏兄妹中唯一始终与宋庆龄保持密切联系的人，宋子安性格温和通透，从不过问政治纷争，始终理解宋庆龄的选择。

1949 年之后，宋霭龄、宋子文、宋子良、宋美龄分别定居美国与台湾，只有宋庆龄留在大陆，先后担任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副主席等职务，全身心投入新中国的建设工作。即便相隔万里，宋庆龄与宋子安的姐弟情谊从未淡化。

1969 年 2 月，62 岁的宋子安在香港突发血管爆裂病逝，宋庆龄得知噩耗后，不顾当时的政治环境限制，第一时间向海外发去电报致哀。

宋子安的律师按照家族惯例清算遗产时，整理出了这笔 60 万美元的款项，这笔钱本就是宋庆龄母亲倪桂珍去世时，分给宋庆龄的遗产份额，数十年来一直由宋子安代为保管运营，连本带利增值到了 60 万美元，相关明细都完整记录在律师的账本里。

1969 年 4 月，宋庆龄正式收到了这笔遗产的到账通知，以及律师寄来的全部款项明细。

孟子有言：“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 这句话正是宋庆龄一生行事的真实写照。早在 1931 年倪桂珍去世时，宋庆龄就曾拒绝接受父母留下的遗产，不愿与立场不同的家族成员产生财产牵扯。

1936 年，宋庆龄为给长征抵达陕北的红军筹措经费，变卖了自己的私人财产，凑齐 5 万美元交给中共中央，而宋庆龄自己的生活始终清贫，日常工资大多用于资助儿童福利事业与困难群众，新中国成立后也从未接受过海外家族成员的任何接济。

1969 年的国内外形势复杂，海外敌对势力始终对新中国虎视眈眈，宋庆龄深知，一旦接受这笔来自海外的巨额遗产，很可能被别有用心之人利用，制造针对宋庆龄本人乃至新中国的负面舆论。

宋庆龄收到汇款的两个月里，没有查询过汇率，没有规划过款项的用途，身边的工作人员只以为宋庆龄行事谨慎，没人料到宋庆龄会做出放弃全部遗产的决定。

这份电报发出后，宋氏家族内部的争论仍在继续，远在美国的亲友接连发来信件，试图劝说宋庆龄改变主意，没人能预判宋庆龄会不会收回这个决定，也没人能说清这笔巨额遗产最终会走向何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