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43年，范仲淹在宋仁宗的支持下开始实行“庆历新政”，对官场风气严加整顿。他亲自审核官员名单，对能力不合格的发现一个就罢免一个，毫不客气。

枢密副使富弼见他如此不留情面，便劝说道：“你这做得也太过了，恐怕那些被罢免的官员一家都要痛哭了。”
范仲淹却反驳道：“如果我不把这些无能的官员罢免，恐怕会有千万家百姓被他们害得痛哭！”

这就是范仲淹，一位宁可得罪同僚也要为百姓谋福祉的大臣，一名真正的“士”。他的一生都在践行自己当年写下的信条：“居庙堂之高则忧其民，处江湖之远则忧其君。”

范仲淹门第很高，但早年生活很苦。他的父亲范墉去世得太早，只留下一岁多的他和母亲谢氏。

范仲淹作为“拖油瓶”在朱家并不受欢迎，从小过着寄人篱下的生活，但这也让他认识到了民间疾苦，决心为天下百姓做些什么。埋首书卷数年后，范仲淹终于金榜题名，跃入龙门，成了寒窗苦读的成功典范。

与某些脱离贫寒后便得意忘形、四处炫耀的“暴发户”不同，范仲淹当官后依然保持着艰苦朴素、谦和有礼的作风，也从未忘记自己的理想。

1028年，奋斗多年的范仲淹被调入中央，他大展拳脚的时候到来了。

北宋此时已经是“金玉其外，败絮其中”。

北宋初年的一系列问题一直延续下来，形成了“冗官、冗兵、冗费”的三冗危机。将不知兵，兵不识将，军队战斗力急剧下滑，却还要每年花一大笔钱维持，给国库造成沉重负担。

范仲淹看不下去了，写了一篇《上执政书》，痛斥北宋的种种乱象，力主改革。然而此时的北宋官员们已经“躺平”，大部分人对这些问题并不在意，反正再怎么冗余也影响不到他们花天酒地，交给后人解决就行了，少数几名支持范仲淹的官员如王曾也是有心无力。

范仲淹的矛头不光指向官员，对皇室也不放过。当时宋仁宗已经成年，本应亲政，然而太后刘娥却依然抓着朝廷大权不放，还要宋仁宗向她朝拜。范仲淹上书反对，表示这是不合礼制的，但刘太后视而不见。可没多久范仲淹就干了一件更大胆的事：直接要求刘太后交出权力，安心养老！

没多久范仲淹就在朝堂上待不下去了，只能自请调任河中府通判，这对于刚刚被调入中央的范仲淹来说就是被贬了。不过范仲淹无怨无悔，即便身处“江湖之远”，照样心忧天下，谏言不断。

1033年刘太后去世，范仲淹也终于回到了京城。此时朝廷风向又有了变化，那些原本对刘太后阿谀奉承的大臣一看刘太后没了，当即换了张脸，表示刘太后掌权时干得一塌糊涂，应该狠狠批判，试图以此讨好宋仁宗。

可曾被刘太后打压过的范仲淹此时却站出来仗义执言：“你们在刘太后活着时不敢说这些，看到她去世了就群起而攻之吗？”

可想而知，范仲淹这种说话方式会得罪不少人，他自己也清楚这一点，但他还是要说。在范仲淹看来，这天下必须要有些人说真话才行。他写过一篇《灵乌赋》，把自己比作灵鸟，发出了“宁鸣而死”，不默而生”的呐喊，这八个字也是他一生的写照。

1038年，就在朝廷还在争论范仲淹的改革计划是否合理的时候，党项人李元昊建立西夏，给了北宋君臣一耳光。
这下大家忍不了了，原本契丹人称帝也就算了，现在占据西北一隅的李元昊也要当皇帝，这股歪风要是不压下去，以后北宋怕不是到处都有人称帝了。

然而已经腐朽的宋军却根本不是西夏的对手，三川口、好水川几场大败下来，不但没消灭西夏，反而还被西夏夺去了大片土地。宋仁宗眼看形势不妙，只好把范仲淹调到西北主持军事，抵抗西夏。

范仲淹可不是只会挥舞笔杆子的文人，他也是能领兵打仗的。他体恤士卒，整军经武，稳住了局势。
1042年西夏大举进攻，击溃宋军主力后猛攻泾州。范仲淹亲率六千军队救援，击退夏军。而当时坚守泾州、与范仲淹打配合的官员，正是范仲淹的友人，出现在《岳阳楼记》开头的那位滕子京。

1043年，西夏多次进攻都占不到便宜，只得求和，最终北宋迫使西夏去除帝号，表面称臣，也算挣回了点面子。范仲淹也因功受赏，被调回中央。

宋仁宗见范仲淹立下如此大功，重新将他调回中央，之后就是我们开头提及的内容了。范仲淹精简军队，裁汰官员，让北宋国力得到了极大恢复，却也让一大批腐朽官僚对他恨之入骨。

改革才实行一年多，范仲淹就在漫天反对声中又一次被贬出京，新政夭折。

但这对已经多次失败，经历过无数风雨的范仲淹而言已经不算什么了。他已经习惯了与百姓站在一起，建立了一批免费的学堂。

1052年范仲淹去世，临终前他买了千亩良田，却没有传给子孙，而是成立了范氏义庄，用来资助族里的贫困学子。

范仲淹文如其人，无愧于自己写下的名言——“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而他的衣钵没有失传，在杭州时，范仲淹遇到了一位来自江西的年轻人，此人意气风发，同样有着造福天下黎民的志向，范仲淹对他大加赞赏，鼓励他坚持理想。

此人正是王安石，他接过了范仲淹的衣钵，即将在北宋开展一场更大规模的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