银元时代的大上海老中医有多挣钱：三根手指堪比铸币机，豪奢巨富。
 
 
民国时期的上海，出了名的大夫多如过江之鲫，可是真正能靠三根手指头富甲一方的人并不多。
 
 
丁甘仁就是这行当里最拔尖的那一号人物，他每看一个病人收一块二角银元，一天能看百十来号人，单靠诊金日进百元以上。
 
 
其实当年上海滩看病收费极为悬殊，看哪个大夫全凭病家兜里的底气。
 
 
夏应堂门诊收费六角六分，殷受田收四角四分。
 
 
平乔路上的张骧云，坊间都叫他“张聋彭”，每次来诊仅收两角二分，许多穷苦的病人塞上几枚铜板，他照样一视同仁地搭脉开方。
 
 
张骧云家门口备着一只空火油箱，银角子丢进去便再也拿不出来，积满一箱就抬进密室防贼，有人看见他家中几口箱子全被闪亮的银币塞得严严实实。
 
 
但这个价格同那些顶尖名医比起来，只能算九牛一毛。
 
 
丁甘仁的老师诊金收一元二角，这个数目搁在当时普通人的口袋里砸得哐当作响。
 
 
当时一个大洋大约能换一百二十个铜板，一个铜板够买两个梨子，或十块硬糖。
 
 
王仲奇到上海开诊，每次收费二元。
 
 
陆仲安更是夸张，看一回诊价值四块银元，还不算药费在内。
 
 
可这么高的价钱挂出去，每天登门求治者不过一二十人。
 
 
有人算了笔账，政府一个卫生科长的月俸区区三十元，一家小书记员每月才八块银元，一个寻常人家五口子整年都花不了几百块大洋。
 
 
这么一比，陆仲安的四元诊金够买八十多斤大米，够一个人嚼上小半年。
 
 
丁甘仁刚到上海时也是赤手空拳打天下，全靠一场场硬仗把名声做起来。
 
 
一开始来过一个黑道上的大佬，丁甘仁替他诊治，拍着胸脯吼道：“吃了我的药不管用，药钱分文不取。”两帖药下去，那人病好了大半。
 
 
后来梨园戏馆里一位名角嗓子彻底失声，戏票全卖出去了，登报悬赏百两白银，丁甘仁两日后便让他重新登台开唱，敲锣打鼓地把酬劳送到了诊所。
 
 
1896年上海流行烂喉痡，西医院天天抬出尸体。
 
 
丁甘仁谨慎救治一名病患后，第二天求诊者排成数百人的长龙。
 
 
整整三个月，他一口气治好了上万病人，这场大疫下来，丁家老宅门槛都被求医的人踩得锃亮。
 
 
一个大夫能做到这种地步，钱财如水一样哗啦啦流进家门。
 
 
丁甘仁死后，家里人盘点留下的产业：上海两处房子价值九万块大洋，银行里存着一万多块，他的妻子手中还有十几万现金。
 
 
更不必说老家常州那边，足足有五千亩田产等着收租。
 
 
丁甘仁的儿子丁仲英继承父业后，每天只看四五十号病号，一年也有三万多块大洋入账，这个数目还不到他老爹当年的三成。
 
 
这个数字一出来，满上海滩都知道丁家父子过的是金山银海般的日子。
 
 
汪成孚也是个狂人，别人看病按规矩收费，他在柳林路荫余里那间铺子里电话挂号，限号二十人，每人诊金二元六角，号称全上海最高价。
 
 
患者上门，他一概用寒凉药治疗疑难杂症，往往药方便宜得出奇。
 
 
此人平日里不吃米饭，专门吃奶油蛋糕，嘴里总是叼着一支古巴雪茄，卧房里垒着一座小山似的雪茄小木箱，据说够他抽上好几年的存货。
 
 
这样的医生，在当时上海滩不过冰山一角。
 
 
1930年代初期，一块银元能够在市场上买十六斤大米或四五斤五花肉，凑齐四个铜板便能吃上一碗热腾腾的大肉面。
 
 
一碗面的价钱搁在今天根本不值一提，可在上海街头一家老小的温饱全靠着这几个零散的铜子儿维持。
 
 
如张骧云那般声望极高的名医，出门从不坐轿车，仍旧坐轿子穿土布衣裳，想来倒让现今那些到处招摇的网红大夫汗颜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