勒流大天二“大金钟”！勒流，地处顺德水乡中心，黄连，是勒流属于的一条圩市，珠三角四海通津之地，到处是商机。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借日本人控制之时，一个名号如惊雷炸响在黄连圩的街巷码头，他就是民国年间顺德声名赫赫的“草头王”，人称大金钟。被当地人称为黄连圩上的“土皇帝”。
大金钟的本名，早已消散在历史的尘埃里，无从考证。在那个民不聊生、朝不保夕的年代，底层崛起的乱世人物，大多只以外号立足世间。他生得身材魁梧、身形壮硕，开口说话声如洪钟，行事作风强硬果决，一言一语、一举一动都像金钟叩响般掷地有声，“大金钟”这个绰号，也因此在黄连圩及周边村落传开，成了无人不知、无人不晓的名号。
他的势力核心，牢牢扎根在黄连圩。这里绝非普通乡野村落，而是当年顺德南部举足轻重的水陆商业码头：西江支流环绕而过，水路交通四通八达，本地蚕丝、九江鱼苗、传统中药，风炉等特产在此集散转运，往来商船络绎不绝，圩市终日热闹繁华。大金钟靠着一支私人武装、数艘轻便快船，在顺德水网里划定了自己的势力范围，触角一路延伸至勒流镇江义、扶闾等周边村落，在官府管控缺位的乱世，俨然成了独霸一方的黄连圩“土皇帝”。
大金钟并非打家劫舍的流匪，也不是恪守礼法的乡绅，他的统治带着浓烈的民间江湖色彩，既有让人胆寒的强硬暴力，也有自成一派的“江湖规矩”，在乱世夹缝中维系着属于自己的统治逻辑。
水路是顺德水乡人，也是黄连圩的生命线。却成为大金钟攥紧势力聚财的根基。他在黄连各个渡口设下关卡，但凡过往商船、渔船，无论规模大小、所载货物，都必须缴纳“行水钱”——说白了就是保护费。在官府无力维护地方治安、律法形同虚设的年代，这就是黄连水路不成文的“规矩”，若是船主商户稍有迟疑、不肯交钱，轻则船只被勒令禁航，重则船身被凿沉、货物遭抢掠，根本无法顺利通行。
而他与地方势力最激烈的矛盾，源于对邻居九江鱼苗产业的插手垄断。黄连圩是顺德重要的鱼苗交易集散地，鱼苗生意关乎万千渔民、商户的生计。大金钟强行介入交易，索要高额抽成佣金，直接触碰了本地鱼苗行商、宗族豪强的核心利益，由此引发了无数次明争暗斗、激烈冲突，也让他与本土乡绅势力的矛盾愈发不可调和。
大金钟作为地头蛇，为了抵御匪患、维持圩市安稳，黄连圩曾牵头组建黄连市自卫联防处，由本地乡绅、宗族长老共同主事，是名义上合法的民间治安力量。可在黑白颠倒、秩序崩塌的乱世，正邪界限从来都模糊不清。
大金钟与联防处的关系，算是官匪一家：明面上，联防处将他视作地方匪患，四处张贴通缉告示，悬赏捉拿；暗地里，双方却时常暗中通气、互相妥协。大金钟劫掠而来的赃物，会通过联防处的渠道悄悄变现洗白；而联防处对他在本地的敛财、割据行为，也大多睁一只眼闭一只眼。遇上日军扫荡、外乡流匪窜犯这类外敌压境的时刻，两方甚至会暂时放下恩怨，联手抵御外侵，守护这片共同的地盘。
这不是简单的官匪勾结，而是乱世权力真空下，两股民间势力不得已达成的微妙平衡。他们代表着不同形态的地方权力，却都在以自己的方式，，维系着水乡一隅脆弱的生存秩序，巩固自己的财路。
大金钟偶尔也扮演一下，做个梁山好汉，在黄连圩老一辈人的记忆里，大金钟的形象始终充满矛盾，百姓对他既怕之又敬之，情感极为复杂。
百姓怕他，怕他手中的枪杆子，怕他行事狠厉、说一不二的脾气。当年坊间流传着“见了大金钟，命归阎王手”的说法，短短一句话，道尽了普通百姓对他的畏惧与惶恐。
可百姓也敬他，因为他守着自己的江湖底线：从不刻意欺凌穷苦农民、水上疍家这类底层弱势群体，对生计艰难的百姓总能网开一面；他格外痛恨外乡流匪来黄连地界作乱，一旦有外匪闯入抢掠害命，他必定亲自带人追杀到底，用自己的方式为乡邻讨回公道。在官府腐败、律法无用的乱世，这种“以暴制暴”的江湖正义，反倒比官方政令更能让百姓心生依赖。借此名气，大金钟居然也混得风生水起。
1949年10月，解放军挺进岭南，顺德全境迎来解放，翻天覆地的时代变局，也彻底终结了大金钟这类地方武装势力的乱世生涯。
新政权针对地方“大天二”武装，出台“首恶必办，胁从不问”的政策，逐步分化瓦解各路割据势力。关于大金钟的最终结局，史料中并无明确记载，民间流传着两种说法：一说他在解放大军压境时，不肯归顺、负隅顽抗，最终被彻底肃清；另一说他看清时代大势，主动缴械投诚，解散手下武装，走为上策，从此隐退江湖，彻底消失在历史舞台。
无论结局如何，大金钟的消亡，都标志着一个时代的彻底落幕。顺德延续二十余年的民间武装割据、乱世自治的局面就此终结，国家政权与正规秩序，以前所未有的深度与广度，渗透进顺德水乡的每一条河道、每一个村落，使民众逐渐安居乐业。
如今的黄连圩，河清海晏、岁月静好，水路商船虽然是退出主要地位，但依然往来依旧。那段乱世岁月，早已成地方志里的简短文字，化作老人们茶余饭后的闲谈往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