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年轻貌美的青楼女子潘素，苦苦哀求37岁的张伯驹："带我走吧，我还是清白之身！"张伯驹掏出钱为她赎身，"天香阁"老板娘却说："晚了，她已经被卖了！"

军阀臧卓早已放下话，不准任何人插手潘素的去留。张伯驹并未退缩，动用关系疏通、买通看守士兵，在一个夜里将潘素秘密带出，两人连夜北上，在天津成了婚。

潘素二十岁，张伯驹三十七，旁人看来是一段意外的缘分，而张伯驹自己清楚，这不过是他漫长"折腾"岁月里一个短暂的喘息。

张伯驹这辈子有一件事放不下，就是那些眼看着要流出国境的古字画。

1936年，北平书画界为湖北水灾举办赈灾义展，一件藏了千百年从未公开展出过的古帖头一次亮相，全场震动。

那就是西晋陆机所书的《平复帖》，传世逾1700年，被称为"天下法帖之祖"。张伯驹一见便动了心，托人向持有者、末代王孙溥儒探问价格。溥儒张口要银元二十万，大约相当于一名大学教授不吃不喝干七年的薪水。

张伯驹囊中无力，只得先作罢。

偏偏就在这段时间，唐代画马名作《照夜白图》被日本人以区区一万大洋购走，此后辗转流入欧美，再也没有回来。

张伯驹得知此事，心里如同被什么东西击了一下，从此暗下决心：凡是能留的，必须留在中国土地上。他后来自己写下一句话："予所收蓄，但使永存吾土，世传有绪。"

1937年初，张伯驹再度出手，这回专程请来与溥心畬在画坛并称"南张北溥"的大画家张大千出面斡旋，愿以六万相求。溥儒依旧咬住二十万，一口不松。两次碰壁，事情却没有就此结束。

同年腊月，溥儒的母亲去世，家里急需用钱办理丧事。消息传到张伯驹耳中，他心里着实犯了难，趁人家举哀之际开口谈买卖，这事说出去不好听。

好友傅增湘劝他不必顾虑，亲自出面居间说合。傅增湘当时是民国前任教育总长，与溥儒素有往来，几番沟通下来，溥儒将价格降至四万大洋，双方就此谈定。

旧历丁丑年十二月二十九日，也就是1938年1月30日，张伯驹从溥心畬处正式拿到了《平复帖》。

拿到帖子之后，张伯驹心知此物太过珍贵，随时可能引来觊觎。他携家南下时，将《平复帖》仔细缝进衣被，贴身带着，片刻不离。

正因此物太过招摇，1941年上海匪徒盯上了他，将其绑架拘押，索要天价赎金。

被扣押期间，张伯驹偷偷托人给潘素捎信，说宁可不要命，那些字画一张也不准卖，《平复帖》更是碰都不许碰。

战争结束后，1945年日本战败，大批清宫旧藏流入市面。北京古玩商马霁川从东北收购了隋代展子虔所绘的《游春图》，此画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件山水画，距今已逾1400年。

张伯驹得知消息，生怕此画再度外流，急赴马霁川处接洽，对方开口即是黄金八百两。张伯驹当即建议故宫博物院出面购买，院长马衡口头应允，却始终未见实际行动。

眼看时日拖不得，张伯驹决意自己出手。

一面奔走各家古玩商，声称《游春图》若流出国境，便是让历史蒙羞，以此让各方有所顾忌；一面请墨宝斋的马保山反复周旋，最终将价格压到了两百两黄金。

两百两，对当时的张伯驹已是捉衿见肘。此前他刚刚以一百一十两买下范仲淹的《道服赞》，家财早已耗尽大半。

为凑足这笔数目，张伯驹忍痛将弓弦胡同那处住了多年、占地十五亩的大宅出售，又变卖了潘素的私人首饰，才将《游春图》拿到手。

那处宅子原是清宫大太监李莲英的旧墅，是北平城里少见的大院落，就此换了主人。张伯驹为此自号"游春主人"，从那以后，一家人便再无固定居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