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民日报批过度请示，归根结底要问为什么要请示。基层的核心职责就是执行，所有标准、方向和考核权都掌握在上级手里，既没有定夺权，也没有拍板权。所谓“达标”，最终要靠上级认可。在这种权责不对等的格局下，基层不请示就无从下手，这不是态度问题，而是现实的生存逻辑。
一方面，事事请示是基层的自保机制。未经请示擅自决策，一旦超出上级意图或政策边界，出了问题往往由基层独自担责；而提前请示留痕，即便遇到变动也有依据可依，能极大降低履职风险。
另一方面，权责不对等才是根源。上级手握标准与考核大权，却要求基层减少请示、主动担当，但缺乏明确的权限划分、容错机制和稳定的考核标准，基层很难“放心”放手干。这种“上级定标准、基层背责任”的现状，自然导致基层不敢不请示、不能不请示。
说到底，解决过度请示的关键，不在于要求基层“敢担当”，而在于上级厘清权责、下放权限、稳定标准，让基层有章可循、有权可用、有责可担。否则，空谈作风，难改基层履职的现实困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