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罗荣桓听说陈沂遭遇后皱眉感叹：实在不合理，他当年确实立下了不少功劳呀！
1953年冬，北平西长安街上刚装好的路灯第一次全部点亮，昏黄的灯光落在雪地上，行人稀疏。一辆军用吉普疾驰而过，车厢里坐着刚从总政文化部会议出来的陈沂。他裹紧军大衣，心里却在琢磨一个问题——怎样把即将举办的“人民军队战史展”做得既庄重又鲜活。那场展览后来被视为建国初期最具号召力的文化事件，而推动者正是他。
陈沂在军中名声不小。早在华北野战军时期，他就负责前线宣传，写过社论，也拍过战地照片。罗荣桓注意他，是在辽沈战役总结会上。会后，罗帅拍拍他的肩：“小陈，笔杆子要和枪杆子一样准。”一句鼓励，让他把文艺与战斗结合的思路记了一辈子。
海南岛解放后，陈沂随大部队北上。1950年秋，他抵达武汉，刚下火车，就接到电话——罗荣桓要见他。会面不到十分钟，罗帅递过三张写满岗位的纸条，说道：“自己挑一条路。”陈沂选了最艰难也最陌生的——总政文化部筹备处。罗荣桓点头，说一句意味深长的话：“文化也是战线，没人冲锋，怎行？”

进入文化部，事情扑面而来。要人、要钱、要资料，样样缺。陈沂干脆把野战军那套“分队编组”搬过来，按战区、战役、兵种分口设科。美工、史料、文案，各有主官，各拉队伍。短短三个月，展览雏形竟然成了。1951年“八一”前夕，故宫午门外的红旗猎猎，战史展正式开幕。开幕式上，朱总司令轻声对身边人说：“军功再大，也要让后人看见。”陈沂听见，默默抬头看那面鲜红军旗，心里一阵激动。
紧接着就是慰问团任务。1952年至1953年，他三上朝鲜，头顶炮火跑前线，夜里挤在防空洞里写通讯。志愿军指挥员拍着他肩膀：“老陈，写写他们，别忘了写写炊事班。”陈沂笑着答：“保证上报纸。”回国后，他把第一手素材编成《前线的歌》，火遍军营，也让前线的艰苦与英雄的平凡被千千万万的普通人记住。

然而风向急转。1957年5月，反右运动骤起。有人翻出陈沂在座谈会上那句“文艺也要学会自我更新”，扣上一顶“思想复杂”的帽子。三天后，右派名单里出现他的名字。消息传到青岛疗养的罗荣桓耳中，他眉头一皱，对随员低声道：“不像话，他是有功劳的呀。”随员回忆，这位向来喜怒不形于色的元帅，那晚沉默良久，只说了一句：“得赶紧把事实摆上去。”
罗荣桓当即写信到中央军委，列出陈沂历年功绩，强调“前线慰问、战史展览、英雄大会，他事事在前”，结尾一句：“不应以只言片语抹杀多年贡献。”信件送抵北京，态度坚决，但形势汹涌，结果只是将陈沂“另作审查，暂缓定性”。虽然没彻底平反，至少保住了军籍。
即便如此，生活立刻陷入窘境。工资扣发，妻子生病无钱住院，孩子学费成难题。罗帅让秘书去总后勤部划拨临时救济，每月三十六元。数字不多，却救了燃眉。有人劝陈沂写检讨求自保，他苦笑摇头：“我没说错什么，怎能乱认？”

1963年末，罗荣桓因病逝世。讣告那天，陈沂站在八宝山烈士陵园的寒风里，帽檐压得极低。昔日靠山倒下，心里空了一块。但他仍按罗帅遗嘱整理战史资料，坚持不让展柜落灰。多年后有档案披露，故宫里那批珍贵的解放战争原始文档，是他顶住压力藏匿下来，文物专家找上门时，才确认没有流失。
文革风暴袭来，他被下放干校。白天掰玉米，夜里抄录前线日记，字迹因寒风颤抖，仍未间断。一次夜点名，队长见他还写，喝问：“你写啥？”他淡淡答：“记账。”那本“账簿”后来成为中国人民解放军军史研究室重要资料。
1979年，北京传来复查结论：错划，全部恢复。那年春天，他重回总政大院，已是满头华发。老同事递上热茶，他却先去了罗帅铜像前，郑重敬礼。有人悄声问他打算，他轻轻摆手：“该干嘛干嘛，军史还缺几册。”

回望陈沂沉浮，不难发现一个规律：在政治漩涡中，个人的航向往往取决于两股力量——制度的浪与领袖的掌舵。罗荣桓在生时，用自己信用为部属遮风；他离去后，留下的精神庇护仍在发挥效力。对新生的共和国来说，文化工作不只是舞台和纸上文章，而是战斗力组成部分，握笔与执枪的终点都是保家卫国。
有人总结陈沂的一生是“写出来的战功”。这说法未免轻巧，实则道出要害：枪林弹雨磨炼人的意志，文字与展览则让胜利永存。若无当年罗帅一句“不像话”，若无一封封据理力争的申诉，很多珍贵的史料、很多鲜活的名字，可能早就被尘封。历史没有如果，但历史需要被记录，也需要有人去捍卫记录者的尊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