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八个字，让当时参与办案的人都感到意外。据参与审判“二熊”案的省高级人民法院刑事审判庭审判员于世仁晚年回忆，当时法院在办理此案时确实没有受到任何来自熊家的干扰，反倒是熊紫平、熊北平被拘捕后，一开始气焰嚣张，拒不交代，幻想父亲能把他们捞出去。他们都想错了。

熊应堂为什么会这样对待自己的亲生儿子？如果你了解他是怎么走到这一步的，就不会觉得奇怪了。

1911年，熊应堂出生在湖北黄安县一个穷得叮当响的农家。六岁那年父亲没了，九岁那年母亲被亲戚卖了，八岁的妹妹被送去当了童养媳。一家子就这么散了。

为了活命，他七岁就去给地主家当长工，后来学会了理发的手艺，靠着给人剃头混口饭吃。1928年红军队伍路过黄安，十七岁的他挑着理发担子去报名参军，因为瘦得皮包骨，部队不收，他软磨硬泡才被勉强接收。

从理发匠到将军，这条路他走了二十多年。长征、反围剿、抗日战争、解放战争，他全部经历了一遍，身上八处伤疤，每一道都是子弹和弹片留下的。

1955年授衔，他被授予少将军衔，担任过空四军军长、上海警备区副司令员、南京军区副司令员兼二十军军长、浙江省军区司令员，后来还担任了浙江省委书记。用身边人的话说，这位老将军一辈子严于律己，生活俭朴，身边的警卫员、秘书、司机都认他是个真正的老党员。

可他犯了一个许多男人都会犯的错误——他太忙了。

1952年，妻子颜露给他生了一对双胞胎，取名熊北平、熊紫平。四十一岁才当父亲，熊应堂自然高兴，但军务缠身，他几乎常年不在家。教育两个儿子的担子全落在颜露一个人肩上。颜露宠孩子宠到了没有底线的地步，要什么给什么，从不舍得说个“不”字。

两兄弟从小就养成了仗势欺人的脾气，打骂同学、顶撞老师是家常便饭。长大以后，熊应堂把他们送进部队，指望纪律能把人管住。结果呢？两人照旧喝酒闹事、调戏妇女，很多军队干部碍于熊应堂的面子，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这种做法反而让他们更加有恃无恐。

退伍后，两兄弟被分到杭州的工厂上班，依然是酗酒、打架、耍流氓，一样没落下。他们甚至仗着父亲的身份，在军区附近批了一套独院住宅。就是这套房子，后来成了他们作恶的据点。

1974年到1978年这四年多时间里，熊北平、熊紫平伙同马少华等人在杭州市区作案多达上百起，以介绍工作、聚会、看电视为借口诱骗年轻女性到家中，然后实施侵害。受害者中有大学在校生、工厂女工、女教师，甚至还有现役女军人。被侵害的女性大多不敢声张——她们忌惮两兄弟背后的势力，只能偷偷写匿名信投给公安机关。

案子最终在1978年10月被杭州市公安局侦破。两兄弟被抓后，弟弟熊紫平的态度极其嚣张，张口就说“等我父亲回来收拾你们”。哥哥熊北平稍好一些，看到证据摆在面前，脑子里转了几个弯，低头认了罪。弟弟从头到尾不认罪，态度恶劣到了极点。

现在的问题是，他们那位在四川搞国防建设的父亲，到底会怎么做？

熊应堂在四川得到消息那天，脸上什么表情，没人描述过。但他做的事很清楚——给浙江省委写了一封信。打开信封，里面只躺着一行字：“公事公办，不得求情。”看到这封信，浙江省委心里的石头落了地。

要知道，1978年正是整个国家从“文革”走向法治的特殊年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刚刚发表，全面平反冤假错案的工作正铺开，法律面前人人平等这句话，正在从口号变成实实在在的尺度。熊应堂这八个字，就是把自己两个儿子的命，正面交给了这个新的时代尺度。

可他心里能不疼吗？那不是别人，是自己四十一岁才盼来的亲生骨肉。但熊应堂这辈子经历过的疼太多了——六岁失父、九岁失母、八次负伤、长征路上看着战友一个个倒下。那些疼教会他一件事：规矩比人情大，原则比私心重。要他为了两个犯罪的儿子去求情，他弯不下那个腰。

后来的事情很多人都知道了。1979年11月14日，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在体育馆召开公判大会，六千多名群众到场旁听。熊紫平被判处死刑，立即执行；熊北平因认罪态度较好，被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判决结果一公布，现场群众纷纷鼓掌。

熊应堂从那以后再也没有过问过两个儿子的案子。他不允许家里人探监，只有两兄弟的姑姑去探望过。审判期间，弟弟熊紫平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哥哥熊北平在狱中劳动改造期间身亡。

熊应堂晚年隐居上海，几乎不再公开露面，直到1996年去世。有人问过他后不后悔没有管教好两个儿子——他确实后悔过。但他从没后悔没替他们求情。他分的很清楚：儿子是自己的，国家的法不是自己的。

这八个字说到底不只是八个字。它是一个老军人划下的界限：战功是战功，罪行是罪行，法律面前，谁的儿子都不好使。父子一场，他给了生命，给不了特权。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