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5年，钱学森回国后，中科院每月给他发350元人民币，后来增聘为院士后，每月增加津贴100元，就是这450元工资，钱学森还总是认为太多了。

这不是装样子。他是真心觉得太多了。一个刚从美国回来的人，放着年薪上万美元的生活不要，住回百废待兴的北京，拿到手的第一份工资不是嫌少，而是嫌多——这事搁现在听起来有点不可思议，但你要是把他回国前后那笔账摊开来看，就懂了。

钱学森1955年回国之前在美国是什么身价？麻省理工学院终身教授，每年科研奖金5万美元，加上讲师薪资和研究所工资，一年入账不下10万美元。50年代美国一辆新汽车1500美元，一栋新房子8千多美元，他一年收入能买十几栋房。

1955年9月他带着全家上了克利夫兰总统号，回到北京，中科院给他定的月薪是335.8元，加学部委员津贴凑到450元。对比一下，当年北京一个普通一级工人月薪35元，八级工才112元。450元在那个年代已经是不折不扣的高薪，但跟他放弃的东西相比，零头中的零头。

换个人，待遇断崖式暴跌，多少得有点心理落差。钱学森没有。他不但没抱怨，反而嫌多。1963年他给国防部五院党委书记杨刚毅写信，说我的工资除职务上原350元，还有学部常务委员的100元，每月共450元，我认为这个工资过高，要求降下来。组织上收到信反而为难了——正在给其他人涨工资，你让我们怎么降？这事后来在力学所传开，文件里清清楚楚写着：这种精神值得学习。

你可能会问，450元在北京到底能买什么？50年代中期鸡蛋四毛八一斤，猪肉七毛四一斤，一辆自行车150元。普通工人40多元一个月，一家子吃饭租房加零用，刚好过。450元养一家人的确吃穿不愁了。可钱学森压根没把这份工资当回事。他家有段时期只能萝卜白菜度日，夫人蒋英每天把每一分钱花在哪里都记在本子上。为什么日子过成这样？答案特别简单：大部分钱被他捐了。

这种捐，不是有钱之后顺便做慈善。是从骨子里觉得钱不该自己一个人占着。1958年他写的《工程控制论》译成中文出版，稿费11500元，他转手全捐给中国科技大学力学系买教学设备，给每个穷学生配了一把计算尺。

1990年以前他跟别人合写7本书，自己那份稿费14238元一个子儿没要，全都让给合作者，他跟人说“我工资比你高，你留着补贴家用吧”。1994年获何梁何利奖100万港元，2001年获霍英东杰出奖又是100万港元，两笔巨款支票还没焐热就让人直接捐给了西部沙漠治理。他说了句实在话：我姓钱，但我不爱钱。

他住的房子更是印证了这句话。从1960年到去世，他一直在阜成路航天大院的宿舍楼里住着，红砖楼，三层，家具都是单位配发的，旧桌子旧椅子旧床，没换过。后来当了全国政协副主席，组织上三番五次劝他搬新房，他全回了。

理由很直接：我在这里住惯了，让我住进小楼不舒服；跟同船回国的人比，我这标准已经脱离群众了，不能离一般科技人员太远。每天早上自己打扫卫生，自己刷马桶。老邻居回忆起来说，没见过他穿礼服，他穿的最多的是黄军装和棉裤，孩子小时候的毛衣上打着蓝色的补丁。

有人统计过，他一辈子捐出去的奖金、稿费、讲课费，公开能查到的就有两百多万港元，还不算那些零零碎碎让给合作者的钱。可要说透彻了，这些数字远比不上他放弃回来的那一切。

放弃美国的教授待遇，放弃绿卡，放弃体面安稳的一切，回到一穷二白的新中国住筒子楼吃白菜萝卜，图的不是这点工资更不是那点奖金。图什么？很多年后他亲口说过：我作为中国的科技工作者，活着的目的就是为人民服务，如果人民最后对我所做的各种工作满意的话，那就是最高的奖赏。

一个人拥有改变国家命运的能力，却只想着怎么把工资降下来。一个国家给他高薪优遇，他嫌太高。国家给他巨奖，他连支票都不看一眼就往外捐。这就是钱学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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