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时雨（1908年-1999年12月28日），原名李亭芳，出生于黑龙江省巴彦县万发镇红远村雌凤岗屯，毕业于北京法政大学，中国共产党党员，共产党地下工作者。

名字是后来改的。李时雨，取自《水浒传》里“及时雨”宋江——一个在江湖上为人排忧解难的代号。这个从黑龙江巴彦县走出来的青年，自己也没想到，这个名字日后会成为隐蔽战线上一个响当当的符号。

他在地主家庭出生，家里有钱供他读书，在北京法政大学念的是法律，一毕业就能当法官、当律师，过体面日子。但1931年“九一八”事变，东北老家沦陷，他拍案而起加入了共产党。那股恨，是刻进骨子里的。

他的潜伏人生堪称步步惊心。毕业后组织安排他打入东北军，从中尉办事员做起。1936年潜入西安“剿总”第四处，就在张学良的眼皮底下做情报工作。西安事变前后，他策动东北军官兵抗日，给组织传回大量东北军内部动态。之后又被调到天津，公开身份是天津高等法院的书记官长——这个身份是他最硬的护身符，也是他撬动敌人内部堡垒的第一把钥匙。

真正让他崭露头角的，是两件旁人想都不敢想的事。

第一件，运电台。1939年，天津地下党从租界搞到一批电台设备，三大箱，得送出“法国桥”那个日本宪兵层层把守的口岸。怎么过？李时雨脑子一转，跑到伪法院院长面前说自己新婚妻子到天津，想借院长的菲尔特轿车去接站，充充面子。院长觉得这年轻人懂事，爽快答应。

他就这么堂而皇之地开着车，把两大箱电台从日本人哨卡前运了过去。第三箱实在借不到车，他雇了辆三轮，一手提箱子一手举通行证，故意挺直腰板装轻松，昂首阔步混在人群里，硬是让端着刺刀的日本兵以为那箱子是空的。电台安全送到了河北转运站。他后来跟战友说，那天手心里全是汗，脸上却不能抖一下。

第二件，更绝。地下党同志冯骥被捕，案卷里已经有了证据，判死刑是板上钉钉的事。李时雨利用书记官长检查案卷的权力，趁同事出去抽烟的工夫，抽走冯骥全部材料，带回家一把火烧干净。

过了几天再点名要那份案卷，同事翻遍柜子找不到，吓得脸色发白。李时雨“善意”提醒——是不是上次日本人轰炸的时候烧掉了？同事怕担责，连连称是。证据没了，他再四处活动，说这人是我朋友亲戚，被诬陷的。冯骥后来被判无罪释放。

1939年8月，他的情报生涯迎来一次大考。汪精卫要在上海筹备伪国民政府，先得开个“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给自己撑门面，到处网罗代表。李时雨被当成法学人才拉进了平津代表团。

大会在上海极斯菲尔路76号——就是臭名昭著的汪伪特工总部——秘密举行。他坐在会场里，面上跟着鼓掌，手里的笔没停，每一份决议、每一条卖国条款，都被他一字不漏记了下来。这些情报火速传回北方分局，成了延安掌握汪伪政权内幕的第一手材料。

这还不算最高潮。汪伪成立后，他升为立法院立法委员、中央政治委员会法制专门委员会主任委员。汪精卫接见他时，亲口透露了与日方秘密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纲要》及《秘密谅解事项》，全是伪政权的核心卖国协议，李时雨逐字记录，原原本本传给了组织。

他的职位一路飙升，汪伪的军政警大权摸了个遍。陈公博兼任上海市长期间，他同时挂着上海保安司令部军法处长、警察局司法处长、清乡委员会第四处处长好几个头衔。

更让人倒吸凉气的是，日本投降后他奉命转入军统，当上军统上海区第二站少将组长，直接在戴笠身边工作。一个人，先后潜伏东北军、汪伪核心、军统三个水火不容的系统。就连他自己都心虚了，多次向组织请示：是不是该撤了？组织回他四个字：“大胆往上爬。”

1946年他被军统以“汉奸”罪名逮捕，在牢里扛了7年多，1949年才被取保释放。出狱后他经香港辗转回到北平，1949年4月第一次穿上解放军军装，含泪写下四句诗：“敌营搏斗十五年，刀光剑影无形战。革命胜利归来日，换上军装笑开颜。”

新中国成立后他最终去了国务院宗教事务局当顾问，还兼任中国佛学院副院长。一个在刀尖上走了十五年的红色特工，下半辈子跟佛经打交道。1999年12月28日，91岁的他在北京离世。他走的时候安安静静，不像当年在76号里跟汪伪头目推杯换盏时那么惊心动魄。

什么叫传奇？不是他能活着走出来，是他心里那根弦，十五年没断过。每次“升官”，离死亡就近一步；每次赴宴，都是拿命在换情报。这世上总有一些名字，不必太响亮——因为他做过的事，已经够响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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