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70年的一天，两江总督马新贻返回总督府时，一名男子突然从人群中冲出，一边大喊“大人伸冤”，一边趁护卫们反应不及，抽出藏在身上的利刃，狠狠刺中了马新贻的右肋。伤势过重的马新贻，在第二天便不治身亡，而刺客却没有丝毫逃跑的意思，主动束手就擒，自报姓名为张汶祥。

可无论官员如何审讯，他都对行刺的动机和背后是否有主使绝口不提，这起扑朔迷离的刺杀案，便是被后世称为晚清四大奇案之首的“刺马案”。

刺马案的消息传到京城后，慈禧太后震怒不已。两江地区素有“天下粮仓”之称，掌管着清廷的财政命脉，是朝廷的重中之重，而马新贻更是慈禧亲自提拔、用来制衡湘军势力的关键人物。

原来，在太平天国运动失败后，曾国藩率领的湘军势力迅速壮大，两江地区几乎成了湘军的“自留地”，清廷对此早已忧心忡忡，却又无可奈何。

慈禧特意将马新贻派往两江担任总督，就是希望他能逐步裁撤湘军、收回地方权力，打破湘军对两江地区的垄断。

愤怒的慈禧下令江宁将军魁玉立刻严审张汶祥，务必查清此案的真相，找出幕后主使。

可魁玉审了一个多月，却始终没有任何进展，张汶祥要么言辞闪烁、避重就轻，要么干脆闭口不言，任凭官员如何严刑拷打，都不肯透露半句实情，案件一度陷入僵局。

慈禧见状，又派漕运总督张之万赶赴江宁，与魁玉联合会审，希望能尽快查出真相。可张之万深知此案水太深，背后牵扯着强大的势力，若是贸然深究，很可能引火烧身，于是他故意拖延审讯进度，不敢深入追查。

最终，张之万给出的审理结果牵强附会，声称张汶祥之所以行刺，是因为多重私怨叠加：马新贻剿灭海盗时杀死了他的众多同伙，他私开当铺被马新贻禁止导致血本无归，他控告妻子被人强占却未被马新贻重视，种种怨恨让他忍无可忍，才决定行刺，并无幕后主使。这个漏洞百出的结论，自然无法让慈禧满意。

在这种情况下，慈禧只能放下身段，请出已经调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让他回任两江总督，牵头重新审理刺马案。

可曾国藩接到圣旨后的表现，却十分反常。他多次上书推辞，迟迟不肯动身前往江宁。

在慈禧的反复催促，甚至以强硬的口吻下旨逼迫后，曾国藩才不情不愿地启程，一路上走走停停，耗时许久才抵达江宁。

更让人不解的是，抵达江宁后，曾国藩并没有立刻投入到案件的审理中，反而终日悠闲度日，要么接待各方访客、闲谈闲聊，要么埋头阅读书籍，对刺马案的事情不闻不问，直到钦差大臣郑敦谨抵达江宁的前一天，才勉强翻阅了一遍案卷，敷衍了一下了事。

郑敦谨抵达江宁后，立刻投入到审讯工作中，他连日提审张汶祥，动用各种方法，试图撬开他的嘴，查清案件的真相。

可一旁的曾国藩，却始终态度冷淡，全程很少发言，即便开口，也只是顺着张之万之前的结论附和。

郑敦谨渐渐明白了其中的深意，此案根本无法深究。

原来，马新贻上任后，一直致力于裁撤湘军散兵游勇，严厉打击湘军控制的黑恶势力，严重触动了湘军集团的利益。而曾国藩作为湘军的头子，对于这一切心知肚明，甚至有传言称，张汶祥的背后，正是湘军的大人物在暗中指使。

就在案件审理陷入进退两难的境地时，一名官员悄悄给慈禧递上了一份密报，密报上有这样一句话：“要是再查下去，大清就完了。”

这句话戳中了慈禧的软肋，当时的清廷国库空虚，兵力孱弱，内有农民起义此起彼伏，外有列强虎视眈眈，而湘军势力遍布江南，根基深厚，实力强大。若是真的查出幕后主使是湘军高层，必然会引发湘军兵变，到时候清廷根本无力镇压，甚至可能因此走向覆灭。

曾国藩也深谙其中的利害关系，他之所以敷衍查案，并非有意包庇湘军，而是权衡利弊后的无奈之举，他只能选择模糊处理，保住大清的表面安稳，避免局势彻底失控，引发更大的危机。

最终，曾国藩与郑敦谨联名向慈禧上奏，沿用了张之万之前的审理结论，认定张汶祥系个人私怨行刺，并无幕后主使，判处张汶祥凌迟处死。

马新贻则被清廷追封太子太保，并入祀贤良祠，以彰显其“忠勇”。

而刺马案的真相，却被掩埋在历史的尘埃中，成为了一个千古谜团。

郑敦谨因不愿参与这场自欺欺人的“结案”，在奏折递出后，不等慈禧下旨，便即刻向朝廷称病请辞，携家人归乡。

这场看似简单的刺杀案，背后实则是清廷与湘军权力博弈的激烈较量。

马新贻不过是慈禧制衡湘军的一颗棋子，他的死，不仅宣告了慈禧收回地方权力计划的失败，更暴露了晚清王朝内忧外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