致敬无罪判决38｜安源区法院余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准许撤诉案：套用游戏版号可不作犯罪处理

今天我们来关注一起特殊的无罪案件。说它特殊，是因为这起案件涉及高达4.83亿元的游戏充值金额，被告人已经在一审被判有罪、获刑一年，但最终，江西省萍乡市安源区人民法院以准许检察机关撤回起诉的方式，让这起案件画上了实质无罪的句号。

这就是余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案。一场关于网络游戏版号"套用"行为的刑事追诉，最终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落下帷幕。这一裁定，为整个游戏行业划清了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的界限，更彰显了司法在面对新兴业态时的审慎与担当。

案件回顾：4.8亿流水的游戏，为何最终撤诉？

被告人余某系深圳某游戏公司的实际控制人。2020年底，其公司与上海某公司合作研发了一款名为《某道修仙》的手机游戏。为了节省游戏上线的时间，余某没有走正规的版号申请渠道，而是通过支付82万余元的方式，购买了四款他人已闲置不用的网络游戏版号，将这四款游戏的版号信息植入到《某道修仙》中，上线运营。

经鉴定，该游戏在不到一年的时间里，有效订单超过1000万笔，充值总额高达4.83亿元。

一审法院认为，版号属于国家机关公文，余某的行为构成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罪，判处其有期徒刑一年，缓刑一年六个月。余某不服，提出上诉。案件发回重审后，检察机关以"情节显著轻微、危害不大，不认为是犯罪"为由，申请撤回起诉。法院裁定准许。

那么，为什么涉案金额高达4.8亿，最终却不认为是犯罪？这背后遵循了怎样的司法逻辑？

一是定性上的审慎：版号虽属公文，但买卖行为的刑事可罚性需独立判断。

判决首先明确了网络游戏出版物号核发单属于国家机关公文。这一点没有疑义。但法院同时强调，对于买卖国家机关公文的行为，不能简单地"一刀切"入罪，而应当根据案件具体情况，综合判断行为是否具有严重的社会危害性和刑事处罚必要性。

二是危害性的穿透：穿透数字看实质，穿透行为看后果。

这是本案最具理论价值的亮点。裁判理由系统提出了判断社会危害性的八大因素：主观动机、行为手段、前科情况、所涉公文的重要程度、买卖数量、违法所得、具体用途、危害后果。

法院穿透分析后发现：
第一，余某购买版号系"为节省运营前期时间"，主观上并无危害公文管理秩序的恶意；
第二，所购版号均系他人"闲置不用"的版号，未影响原游戏的正常运营；
第三，套用版号后运营的游戏内容合法合规，未违反法律法规和社会公序良俗；
第四，高达4.8亿元的充值，主要源于游戏产品本身受到市场认可，与版号套用行为无直接因果关系。

在实质判断面前，数字不是唯一的标尺，获利数额不能简单等同于社会危害性。

三是行业背景的考量：行政监管优先，刑事手段谦抑。

裁判理由特别指出："全国范围内购买并套用网络游戏版号发行网络游戏的情况较多，行政主管部门对此类行为一般采用行政处罚的方式予以规制，目前未出现刑事处罚情形。"

这一论断具有重要的方法论意义。它遵循了法秩序统一性原则——当一个领域存在普遍的行政违法现象，且行政监管足以实现规制目的时，刑事手段应当保持最后的谦抑姿态。不能将行业发展中普遍存在的违规行为，简单升格为刑事犯罪。

四是因果关系的切割：区分"源于违法的收益"与"伴随违法的收益"。

法院明确指出："被告人获利是因为推广发行的网络游戏受到市场认可。"这一判断进行了重要的因果关系切割：只有当获利直接源于违法行为时，才能将获利数额作为评价社会危害性的因素。如果获利主要源于产品的市场竞争力，则不应以数额巨大为由反推社会危害性严重。

这一裁定的价值与启示

安源区法院的这份裁定，虽然形式上是准许撤诉，但其背后是实质无罪的认定。它为全国数百万游戏从业者划清了三条边界：

第一，行政违规与刑事犯罪的边界。 套用版号是违规，但不等同于犯罪。在行政手段足以规制的情况下，刑事手段不应轻易介入。

第二，形式审查与实质审查的边界。 判断行为的社会危害性，不能只看数额大小，更要看行为实质、危害后果、因果关系。

第三，个人责任与制度背景的边界。 当某一违规行为在行业内普遍存在、与特定历史时期的制度供给不足相关时，不应将行业共性问题简单归责于个人。

正如裁判要旨所言："对于可以通过行政处罚达到惩治、监管效果的，应当审慎把握刑事手段介入的必要性。"

安源区法院以专业和担当，在4.8亿的数字面前保持了司法定力，在法律、政策与行业发展之间找到了平衡点。这份裁定，不仅是对个案当事人的公正，更是对新兴业态健康发展的制度护航。

为安源区法院坚守法律底线、审慎司法的勇气喝彩！为准许撤诉、实质无罪的司法担当点赞！

无罪判决和裁定，既是法治进步的生动注脚，也是对每一位司法工作者坚守初心的最好致敬！

谢谢！无罪辩护 @江西高院 @安源区法院 @萍乡中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