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1年，一中统特务被判枪决，突然在法庭上大声抗议："我不是特务，我为党立过功，陈赓可以为我作证！" 按照当时镇压反革命运动的标准，这顶帽子几乎是死路一条。法官翻着他的档案，履历清清楚楚：长期在中统任职，专门对付进步人士，手上有过多少案子，白纸黑字。可鲍君甫偏偏要说，陈赓能证明他不是特务。 法院将信将疑，派人写信给陈赓。那时候陈赓正在朝鲜前线，回信拖了几个月，案子就这么悬着。 要理解这件事，得从1928年说起。 那一年，大革命失败已经一年多，国民党在各地大肆搜捕中共党员，上海滩腥风血雨。鲍君甫在国民党特务系统里已经混出了头，被安排出任驻沪特派员，负责调查科在上海的业务，跟淞沪警备司令部、上海市党部、各租界巡捕房都有直接往来。 就是在这个节骨眼上，鲍君甫遇到了老朋友陈养山，把自己知道的国民党特务动向主动透露出去。 陈养山把这件事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当机立断，指示陈赓亲自去接触鲍君甫，正式把鲍君甫发展为党外情报员。 为了帮他在国民党内部站稳脚跟，中央特科在四川北路大德里替鲍君甫设立了一个"杨登瀛办事处"，还破例给他配了一辆别克轿车。 那年头，上海滩能开别克的人，随便走到哪里都是座上宾。鲍君甫靠着这辆车和这个牌子，与陈立夫一派打得火热，慢慢攒够了中统核心圈子里的信任。 1929年8月，中共中央军委委员彭湃、杨殷等人被捕，正是因为叛徒白鑫出卖。鲍君甫从特务那里探到消息，得知彭湃等人关押在龙华监狱，执行时间定在8月30日，立即通报中央。 周恩来与陈赓紧急组织营救，计划在押运途中实施劫车，并让人把消息传进狱中，告诉彭湃等人要做好接应的准备。然而当天押车队伍突然提前出发，营救行动功亏一篑。 彭湃，年仅三十三岁，就此牺牲。 彭湃牺牲之后，白鑫仍在逃脱，陈赓决意追杀。鲍君甫亲自参与现场侦察，配合红队摸清了白鑫的行踪。 最终，在白鑫准备离沪出逃的当晚，红队在范争波家门口将其击毙，总算为彭湃讨回了一个交代。这件事，鲍君甫不只是在传情报，是真正扛着风险跟着上了。 两年后，1931年4月，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把中央特科的内部关系供得七七八八。 鲍君甫也在那次牵连中被抓，关进去审了几天。审讯时，鲍君甫只说了一句：我的事情顾顺章都清楚，我没别的可说。 这句话，既没有否认跟顾顺章的关系，也没有多说一个字，把其他人护得严严实实。后来由张道藩出面保释，鲍君甫才重新走出来，此后调任南京反省院副院长，跟组织的联系也就此断掉。 解放后，鲍君甫没有跟着国民党跑，留在南京摆摊卖茶水香烟。他没有主动向公安机关登记历史问题，大概是觉得，活得低调就能平安无事。 结果，1951年镇压反革命运动一来，他的那份中统档案让南京公安把他盯上了。作为前反省院院长，这身份在当时几乎没有解释的余地，直接抓捕，直接起诉，直接判了死刑。 鲍君甫在法庭上喊出那句话的时候，大概自己也不确定陈赓是否还记得他，也不确定那封信能不能追上陈赓。 这一等，就等了几个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