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给我狠狠的打！”1998年11月14日下午，在西安某条偏僻的小巷里，一群染着黄毛的人正在殴打一个高中生，当高中生被打得奄奄一息之后，这群黄毛扬长而去，只剩高中生倒在一片血泊中。 这哪里是什么街头斗殴，这分明是一场光天化日下的谋杀。被打的17岁男孩叫高明，是西安第44中学的高二学生。他每天上下学都要穿过一片城中村，那条巷子走了无数遍，偏偏这一天回不了家了。 起因说出来你可能不信，就因为他骑了辆新买的公路赛自行车。一辆价值一千多块钱的山地车，在1998年可不是小数目。高明的父亲高德隆好不容易攒够钱，给儿子买了这辆心仪已久的自行车，本想让他在上下学的路上轻松些。谁能想到，这辆崭新的车偏偏被街面上的混混盯上了。 那天放学，高明骑着车走到巷子里，迎面撞上六个染着五颜六色头发的小混混。为首的是个黄毛，张口就要他把车留下。高明哪肯，理论了几句，黄毛一挥手，砖头、木棍、铁链一齐招呼过来，六个人围着一个孩子往死里打。高明被打得跪倒在地，后脑勺挨了一砖头之后，整个人瘫倒在雪地里。混混们看人不动了才慌了神，扔下话跑了。过路的同学发现时，高明浑身是血，人已经昏迷不醒。 更让人寒心的是后来的事情。高明被送进医院，接诊的医生连CT都没做，摸了摸脑袋就说没事，是皮外伤，回家观察就行。高德隆求着医生拍个片子，医生一脸不耐烦，反问“你是医生还是我是医生”。父亲信了，连夜把儿子带回了家。到了凌晨三点，高明突然坐起来，大口大口地吐，吐出来的面条带着血丝。高德隆慌了，连夜把儿子送回医院，可这一折腾，最佳抢救时机早就错过了。十天后，高明在医院永远闭上了眼睛。 这就是整个故事的荒唐之处——六个人当街打人，打的是未成年人，打的还是无辜的学生，把人家打死了，到了法庭上却因为“未成年”三个字，主犯只被判了赔3000块钱。策划这场暴力的主谋王星，连牢都没坐，赔了钱就出来了。接诊误诊的那个医生，没有任何人追究他的责任。 高德隆怎么咽得下这口气？这个陕西汉子原本是一家公司的经理，妻子贤惠，儿女双全，日子虽然不富裕，但也算和美。儿子走后，他整个人垮了。短短40多天喝了200多瓶白酒，喝到胃出血。妻子受不了打击，精神失常了。一个好端端的家，就这么散了。 2000年冬天，高德隆第一次动了复仇的念头，他自制了土炸弹准备在医院引爆，想了又想，终究还是下不去手。2001年，他选择剃度出家，想靠佛法让自己放下仇恨。可他在寺里待了两年，夜深人静的时候满脑子还是儿子的脸，寺里说他“六根不净”，把他劝了出来。 2004年，高德隆彻底走上了那条不归路。他做了11枚土炸弹，趁着夜色放在王星等人的家门口。没有炸死人，也没有炸伤人，但炸响了整个西安城。他很快被抓，面对审讯，他竹筒倒豆子般全认了，他说：“我一人做事一人当，你们审判我吧。”审讯的民警都替他惋惜，说他是个可怜人。但法不容情，高德隆最终还是被判处死刑。 这就是那个年代的“未成年保护法”，保护了杀人犯，却把受害者的父亲逼上了绝路。高明的一条命，只值3000块钱。高德隆的一条命，最后搭上去了。法律维护了程序正义，可谁来维护人心的正义？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