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5年，陈永贵的第一任妻子李虎妞去世后，经人介绍，昔阳县大寨村妇女宋玉林成为了陈永贵的第二任妻子，从1966年成亲到1986年陈永贵病逝，两人在一起生活长达20年之久。 宋玉林是个苦命人，1927年出生的她，从小就挑起了家庭重担。抗战那会儿，十几岁的小丫头就知道给八路军战士做军鞋、缝军衣，18岁就因为勤快能干当上了村里的妇女干部。她之前有过一段失败的婚姻，自己带着个孩子艰难讨生活。 这两人的结合，没有任何花前月下的浪漫，完全是两个在苦水里泡大的成年人，基于对现实的考量和互相的敬重走到了一起。陈永贵是个实在人，成亲前，他没给宋玉林画任何大饼，反而把丑话说在了前头。他跟宋玉林掏了心窝子：“我是一名党员，肩负着人民赋予的使命，嫁到我家，你将面临吃苦的日子，而且我很难照顾家庭，老人和孩子都需要你照顾，一个柔弱的女性可能难以承受这些压力。” 这话要是放在今天，估计能吓跑一大半的相亲对象。宋玉林是怎么回答的？她连磕巴都没打，极其坚定地回应：“我不怕吃苦，请放心。为了人民，哪怕吃苦也是一种甜蜜。我将全力照顾家庭，孝顺老人，关爱孩子。” 咱们听听，这话没有任何矫揉造作，就是一个普通农村妇女掷地有声的承诺。她懂陈永贵，她知道自己要嫁的这个男人属于大寨，属于土地，唯独很少有时间属于她自己。 嫁过去之后，宋玉林真就把陈永贵的一大家子全扛在了自己肩上。当后妈向来是个世界级的难题，更何况陈永贵常年不在家，家里经济条件也极为紧张。宋玉林后来又生了女儿和小儿子陈明亮，一家好几口人的嘴，全靠她一个人在锅台前精打细算。 有个细节特别戳人。有一次，宋玉林手里头紧，满打满算只够买三个馍。这三个馍怎么分给四个孩子？宋玉林愁得眉头都拧成了疙瘩。结果，大儿子陈明珠把这事儿给解决了。他把一个馍塞给宋玉林，说娘最辛苦，爹常年不在家，这一个必须娘吃。剩下两个馍，弟弟妹妹包括自己，刚好每人半块。这事儿听起来心酸，但也从侧面印证了宋玉林的为人。人心都是肉长的，如果宋玉林平时对前妻的孩子刻薄，陈明珠绝对不会在这个时候如此体贴这位后妈。 孩子们的懂事，恰恰是对宋玉林善良和公正的最好回报。 她兼顾着陈家的主心骨身份，同时也是大寨村孩子们的“共享妈妈”。那时候她在大寨托儿所当保育员，天天给村里的娃娃们做饭、传授知识。即便后来陈永贵步步高升，从昔阳县委书记一路干到了国务院副总理，宋玉林的身份依然是个普通的托儿所保育员。 1975年，陈永贵当上了副总理。这事儿要是搁在有些定力不足的人身上，估计早就搬进京城、享受优越生活了。宋玉林压根没这么干。陈永贵在北京处理国家大事，宋玉林就在大寨村继续当她的托儿所阿姨。她没把自己当成什么“首长夫人”，出门照样一身粗布衣裳，和村里的老姐们儿一起劳动。权力的光环在这个女人身上完全失效了，她心里有一杆秤，不管丈夫做多大的官，咱们始终是农民的底子，必须得过踏踏实实的日子。 陈永贵对孩子们的要求也是出了名的严苛。他总念叨，吃了亏，才晓得不容易。他们家这几个孩子，根本没有任何副总理子女的优越感。长子陈明珠高中毕业后从干事做起，为人低调，退休了都没几个人知道他爹是谁。次子陈明善在部队表现优异，本来有提干的机会，陈永贵怕是别人看自己的面子给的特殊照顾，坚决反对，明善只能复员回老家当了个普通电网工人。唯一的女儿陈明花，也在当地派出所当着薪水微薄的资料员。 陈永贵生前攒了8300块钱现金，本来计划上交国家。后来宋玉林为了给考上北师大的小儿子陈明亮凑学费，才迫不得已拿出一部分。堂堂副总理，连儿子的大学学费都得捉襟见肘地凑，这种清廉和骨气，今天读来依然让人震撼。 1980年，陈永贵辞去了职务。组织上安排他在北京东郊农场当顾问，为了照顾他的生活，这才把宋玉林和儿子的户口调到了北京，一家人终于团聚。在农场的日子，宋玉林每天提着布袋子，亲自去菜市场买菜。即便组织配备了工作人员，她依然喜欢亲力亲为。从1966年到1986年，整整二十个春秋，宋玉林陪伴陈永贵走过了他人生的巅峰，也陪他走过了回归平淡的岁月。 1986年春天，陈永贵走到了生命的尽头。临终前，他留下了一个遗愿：希望能够长眠于大寨，回到故土。丈夫走后，宋玉林做了一个让无数人敬佩的决定。北京的条件再好，她也不留恋。她毅然决然地收拾行囊，回到了那个生她养她、也埋葬着她一辈子牵挂的大寨村。对于宋玉林来说，繁华的京城只是个落脚的客栈，漫山遍野种满庄稼的大寨，才是她永远的归宿。 回到大寨后，宋玉林一直过着极其简朴的晚年生活，仿佛一切又回到了当初刚嫁给陈永贵时的模样。直到2018年4月6日，91岁高龄的宋玉林在大寨村的家中安详离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