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母亲1953年春天从山东临沂逃荒到吉林省白山的一个十分偏远的小山沟里，好心的饲养员借给父母亲一间小草房，一家四口人就在那个小山沟里落了脚。 那间小草房，我小时候还见过。说是房，其实就是泥巴垒的墙，顶上一层茅草，窗户糊着报纸，门板关不严实，冬天往里灌冷风。父亲后来跟我讲，他们刚到那天，山里还下着雪，母亲怀里抱着我大哥，父亲背上背着全部家当——两床破被子、一口铁锅、半袋子地瓜干。那个借房子给他们的饲养员姓孙，自己也就住在隔壁的马厩里，看他们拖家带口实在可怜，把自家堆柴火的小屋腾出来，说：“先凑合住下，总比冻死强。” 父亲那年三十出头，在老家种地种不下去了。临沂那年春天旱得厉害，地里裂的口子能伸进拳头。爷爷说：“出去闯吧，总比在家里等死强。”父亲揣着爷爷给的几块钱，带着母亲和两个儿子，一路往东北走。火车坐不起，就扒货车，走到哪儿算哪儿。到了白山，听说林场招人，就留下了。 孙饲养员借的那间小草房，连炕都没有。父亲用泥巴自己盘了一个，没等干透就烧火，满屋子烟，熏得人睁不开眼。母亲就在那烟熏火燎里做饭，地瓜干煮一锅糊糊，放点盐，一人一碗。大哥那时候才两岁，喝糊糊烫了嘴，哭了一宿，母亲抱着他在屋里转了一夜，第二天嘴角起了个大泡。 父亲在林场扛木头，一天挣八毛钱。早上天不亮就出门，晚上摸黑回来，肩膀磨破了皮，衣服粘在肉上，脱都脱不下来。母亲在家门口开了巴掌大一块地，种点土豆和白菜。没有肥料，她就上山割草沤肥，背着个大筐，一走就是好几里地。有一回从山上滚下来，摔断了胳膊，她自己用布条缠上，第二天照常干活。邻居张婶看不过去，送了一碗小米粥，母亲端着碗，眼泪掉进粥里，一口一口喝完，擦擦嘴说：“没事，摔不死的。” 后来有了我二姐、三姐，又有了我。那间小草房实在挤不下了，父亲就自己脱坯，在山坡上又盖了两间土房。那年月，什么都缺，就是不缺力气。父亲白天在林场干活，晚上回来和泥、脱坯、垒墙，一干就是大半夜。母亲就在旁边打下手，递泥、送水。两个人累得话都说不出来，可我从没听他们抱怨过一句。 1978年，大哥考上了师范，成了村里第一个大学生。录取通知书寄到那天，父亲蹲在门口抽了半天旱烟，母亲翻箱倒柜找出一块蓝布，给他缝了个书包。大哥走的那天早上，母亲送到村口，塞给他五块钱，那是她卖鸡蛋攒了两个月的。大哥走了很远回头，母亲还站在那儿，风吹着她的头发，白了好些。 后来我们兄妹几个都成了家，日子一天天好起来。那间小草房早就塌了，可父亲每次喝点酒，还是会说起当年的事。他说，要不是孙饲养员那间小草房，一家人就冻死在那个春天了。母亲在旁边听着，不吭声，手里择着菜，偶尔抬头看他一眼。 前年父亲走了，走的时候很安详。母亲现在八十六了，腿脚不利索，可脑子清楚得很。有时候我回去看她，她会突然说起那年从临沂出来时候的事，说路上看见的饿殍，说扒火车时差点掉下去的惊险，说她怎么把大哥绑在背上，腾出手来帮父亲推板车。说着说着，她会停住，望着窗外愣神。我知道，她又想起了那个春天，想起了那间小草房，想起了那个给了他们一家安身之处的好心人。 那段路，那间房，那些年，成了我们家的根。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