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毛主席游泳后不慎患上重感冒，随行西医毫无办法，只能眼睁睁看着毛主席的病情逐渐严重，山东省委书记舒同介绍了一位老中医，但那位中医却说：必须要答应自己三个条件，否则不会开药方！ 那一年夏天，青岛正举办中共中央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会议进行中，毛主席在海水浴场游泳后出现不适，加上连日工作劳累，感冒症状逐步加重。随行保健医生采用西药治疗，持续一段时间后，病情没有明显缓解，反而出现咳嗽增多、头晕、胃口不佳、乏力以及失眠等问题。这让身边工作人员十分着急，因为会议任务繁重，建军30周年相关筹备工作也在推进中。 山东省委第一书记舒同了解情况后，推荐了当地知名老中医刘惠民。刘惠民是山东沂水人，早年毕业于上海中西医药专门学校，长期从事中医临床和教育工作。 新中国成立后，刘惠民担任山东省卫生厅副厅长等职，还主持筹建山东中医学院并出任首任院长，同时兼任山东省中医药研究所所长。他在临床上积累了丰富经验，尤其对一些顽固性病症有自己的处理方式，用药时敢于选用药性较强的材物，这在当时中医界有一定特点。 刘惠民赶到青岛后，给毛主席进行了诊察。考虑到这次诊疗责任重大，他提出药方可以开，但必须满足三个条件：由舒同的夫人石澜亲自跟他去药店抓药，亲自煎药，并且亲自看着毛主席把药喝下去。舒同当即表示同意，他说自己和身边同志试过刘惠民的药，效果可靠，万一有问题，由他们夫妻承担责任。毛主席在病中听取意见后，也表示按这个安排办。 石澜按照要求，全程参与了抓药和煎药过程。刘惠民开出的方子以大青龙汤为基础，里面加入生熟酸枣仁等配伍。三剂药服用后，毛主席的感冒症状逐步消失，睡眠也得到改善。毛主席后来提到，近三十年没吃中药，这次中药解决了问题，中医中药确实有它的作用。 这件事不是孤立的。毛主席对中医的重视由来已久。新中国成立初期，全国西医人数较少，中医队伍则有几十万人，主要分布在基层，为广大群众提供医疗服务。毛主席多次强调，中医是中国对世界的一大贡献。他指出，中医有几千年的历史，而西医传入中国时间不长，人民疾病诊疗在当时主要依靠中医。他主张批判地接受祖国医学遗产，取其精华，去其糟粕，推动中西医团结合作。 在政策层面，国家逐步纠正了早期对中医的一些不当做法。1954年前后，中央明确要求改变轻视、排斥中医的错误倾向，强调各级卫生行政部门要转变思想。卫生部成立了中医司，推动中医纳入公费医疗，建立中医医院和研究机构，还举办中医高等院校。 这些措施让中医事业得到系统发展，中西医结合的工作也逐步展开。西医学习中医成为一个重要方向，许多西医通过离职或在职学习，掌握中医理论和临床技能，培养出一批中西医结合人才。 刘惠民本人继续在山东从事中医工作。他不仅负责教学和研究所事务，还多次为中央领导提供医疗服务。1957年11月，毛主席赴莫斯科参加会议时，刘惠民被指定随行，担任部分保健工作。这体现了对中医在重要场合作用的认可。1959年冬天，毛主席再次出现感冒症状，刘惠民前往诊治。   在交流中，毛主席问起民间所说的“上火”如何解释。刘惠民用中医理论作了说明，毛主席表示有些内容听不太懂。刘惠民回答，如果西医系统学习中医，再用熟悉的方式讲解出来，就能理解了。毛主席听后肯定地说，关键的问题在于西医学习中医。这句话后来成为推动医学教育改革的重要指导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