曹锟在近代史上的名声不算好，一提他，多数人首先想到的就是“贿选总统”四个字，但在这个标签之外，他还有一个伴随终生的绰号——“曹三傻子”。 这个“傻”字搁在别人身上是骂人，搁在他身上，却有“大智若愚，宽厚似傻”的意味。 “曹三傻子”这个绰号，很早就叫开了。 曹锟排行老三，天津大沽口出身，家里穷得叮当响，父亲靠给船厂刨木钉过活。他十六七岁就挑起担子走街串巷卖布，他卖布跟别人不一样，不争不抢，给钱就卖，从不跟人计较那三瓜两枣。 一天挣下几个钱，转身就钻进酒馆喝个痛快，喝醉了在街边倒头就睡，钱被小偷摸走了也不当回事。乡里乡亲看他这副模样，顺嘴就叫开了“曹三傻子”。 从一开始，他的“傻”里就带着几分厚道——只要有人找他帮忙，出多大力都心甘情愿，一帮到底，管顿饭就行。 傻人有傻福，在曹锟身上体现的非常鲜明。 有一回，他在保定府蹭了顿酒席，喝高了出门撞见一队娶亲的，非要掀人家轿帘看新娘子长得什么样。不料人家是当地有头有脸的大户，当场就要把他扭送官府。亏得几个朋友拉着他跑得快，才没被逮住。酒醒之后，曹锟越想越后怕，干脆一拍大腿：跑吧！正好赶上袁世凯在小站练兵招兵，他一头扎了进去。谁承想，这一跑，反倒跑出了前程。 小站新兵招人，按曾国藩练湘军的规矩，专要乡下老实巴交的农民，城里人一般不要。可曹锟这个保定街头的闲人，偏偏凭着一张憨厚的脸蒙混过关了——这个矮胖子看上去比农民还老实。 进了军营，曹三傻子如鱼得水。他肯出力，不偷奸耍滑，认死理，长官让干啥就干啥，从来不讨价还价。同僚拿他寻开心，长官无端羞辱他，他都坦然接受，脸上连半点不高兴都看不出来。 很快，他就被推荐进了北洋武备学堂。在学堂里，段祺瑞、冯国璋、王士珍这些后来的大人物都是他同学，可曹锟的入学成绩，在人才济济的名单里居然名列第九，这说明他并不是真傻。 曹锟的官运，从某种程度上讲也是“傻”出来的。 在北洋军中，他守着第三镇一蹲就是好些年，眼看段祺瑞当了陆军部长，王士珍当了参谋总长，冯国璋当了直隶督军，一个个都飞黄腾达了，他还是那个师长，可他一点儿也不着急，老老实实练兵扩军，韬光养晦。 袁世凯风光的时候不放心聪明人，袁世凯被开缺回家后清政府也不放心聪明人，倒是曹锟这个“傻子”，稳稳当当地把北洋军最精锐的第三师攥在了手里。 后来他当上直系首领，干了一件更“傻”的事——对吴佩孚言听计从。吴佩孚是秀才出身，能打仗会练兵，本事比曹锟大得多。换了一般人，手下有这么个能人，多少得防着点，可曹锟不，他把吴佩孚当亲兄弟，要兵给兵，要权给权。 张作霖跟他是儿女亲家，派人来挑拨离间，传话问：“究竟是部下亲，还是亲戚亲？”曹锟听了，直接给吴佩孚拍了一封电报，电报就几句大白话：你就是我，我就是你。亲戚虽亲，不如自己亲。你说怎么办，我就怎么办。 当了直系老大之后，曹锟还有更“傻”的事。 他办了所河北大学，对手下人说：“我就是个卖布的大老粗，办大学得靠教授。”他给教授们发的工资，比给师长的还高。有一次他感慨地说：“你们这样用脑子，每月那点钱，还抵不上你们的血汗呢。” 还有一次，他手下的陆军总长和交通总长跟外交总长顾维钧争驻英公使的人选，跑来搬曹锟撑腰。曹锟却说：“正因为我们不懂外交，才请顾先生当外交总长。这件事我听顾先生的，就像你们分管的事，别人也不能插手。”顾维钧后来回忆这事，对这个大老粗出身的总统推崇备至，说他胸襟博大，是个天才的领袖人物。 即便后来遭人诟病的贿选总统，曹锟也透着一股傻劲。 1923年，他明码标价，议员投他一票，给五千大洋。为此，他开出五百多张支票，最后得了四百八十多票。有个议员拿了钱却没投他的票，还把支票拍了照片捅给报社，登在头版头条。曹锟居然没追究，没去要钱，没封报馆，更没雇杀手暗算。很多人认为他这个“猪仔总统”其实比那些虚伪蛮横的政客军头“光明磊落”，他的总统大位好歹是真金白银买来的。 曹锟的总统没当多久。1924年第二次直奉战争，他一手提拔起来的冯玉祥临阵倒戈，发动北京政变，把他软禁在延庆楼，获释后回到天津租界，当起了寓公。 晚年，曹锟的傻气变成了硬气，这让他赢得了所有人的敬意。 抗战爆发后，日本人盯上了这位退隐的“前总统”，想拉他出山当汉奸。特务头子土肥原贤二多次派人上门，曹锟一概拒绝：“我就是每天喝粥，也不会为日本人做事！”直系老人齐燮元落水当了汉奸，跑来劝他，被他拒之门外。另一个叫高凌蔚的来，曹锟直接骂：“你给我滚出去！以后不许你登曹家的门！” 晚年的曹锟双目几乎失明，每天让女儿给他读《大公报》，听到台儿庄大捷的消息，他激动得从椅子上一跃而起：“我就不相信，咱们还打不过那小日本！” 1938年5月，曹锟病逝，临终前握着女儿的手说：“台儿庄大捷之后，希望国军乘势收复失地，我虽见不到了，也可以瞑目了。”重庆国民政府追赠他陆军一级上将，匾额上写着四个字——“华胄忠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