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7年，国民党第92军军长黄翔得知上学的儿子黄琪玲被军统逮捕后，大怒，立刻就找到了中央军校校长 关麟征 ，怒斥军统胡乱抓人，并说道：老子在前方与 共产党 打仗，你们却把我儿子当共产党抓起来。 1947年11月，黄翔收到南京发来的急电，得知儿子黄琪玲在学校被军统以藏有可疑书籍为由逮捕。他当时正在鄂北枣阳处理冬季防御事务，收到消息后立即安排返回南京处理此事。抵达后，他先找到中央军校校长关麟征，指出军统抓捕军官子弟的做法会动摇部队士气。关麟征表示军统独立运作，学校只能协助查询相关情况。黄翔随后走访第二十五军旧部属，众人同意联名写信向军统施压要求放人。第二天他前往国防部保密局，出示军长证件坚持见负责人，并在等待时起草请愿材料要求证据不足立即放人。助理接过材料后表示正在复核，他追问具体期限并指出抓捕标准模糊的问题。 离开保密局后，黄翔联系了黄埔同期同学，那位同学当时在军政部担任科长，写下推荐信建议军统慎重处理学生案件。第三天他来到军统南京站，一名少校列出杂志名单如新青年和延安通讯，称涉嫌通敌。他反驳这些刊物市面流通，儿子仅为借阅学习。少校坚持需上级批复，他指出军统行动影响前线人心。副官带衣物到下关看守所后，他亲自再去送面包和水果，军官检查后只允许留衣物。接下来一周，他继续联络旧识，到第二战区联络处见老团长，老团长电告武汉总部要求核实证据。第五天他拜访外交部熟人，熟人第二天送私人信给毛人凤。军统拖延答复，他每周发电报催问，在南京滞留十二天期间体重减轻五斤。 黄琪玲被关押在渣滓洞，牢房条件简陋，四人一间，每天接受提审。特务追问杂志来源，他回答同学传阅用于讨论战术，坚持原有说法，关押期间体重减轻十斤。伙食以稀粥和咸菜为主，偶尔收到父亲送来的馒头但常被克扣。军统抓捕标准松散，常不核实就行动，国民党后期情报系统为追查所谓共谍不择手段，连军官子弟也卷入其中。黄翔回到鄂北后派副官每月送用品，坚持追问结果。关押接近半年后，1948年初黄琪玲获得释放，出狱后身体消瘦，乘火车北上与父亲见面。 1949年1月北平和平解放前，黄翔召开军官会议宣布相关决定，全军在南苑机场卸下武器接受改编，避免城内冲突，全军两万多人完成整编。同年4月黄琪玲在汉口机场与梁惠福、王亚蒙一起检查B-25飞机引擎和仪表，启动螺旋桨起飞前往郑州，降落后移交日志加入解放区。新中国成立后，黄翔进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学习，随后在水利部担任参事，1951年担任全国政协委员。他查看图纸审核堤坝报告，1990年1月在北京医院去世，享年86岁。黄琪玲调到华北军区第二高级步兵学校任教官，负责训练学员直到退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