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康永曾经在谈论自己的母亲时，说自己的母亲是“良家妇女多作怪。”说自己和母亲的关系很“清冷”。     “良家妇女多作怪”。这话搁在一般人身上，怎么听都像是不孝子说的。但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里没有埋怨，倒像是在讲一个跟他没什么关系的故事。     他母亲这个人，要是你见过老上海留下来的那些照片，大概能想象出那个样子。     每天非得睡到中午12点才起床，起来之后就是洗头、做头，把那头发收拾得一丝不乱。     旗袍穿在身上，得紧得不能再紧，要勒出那个腰身来。     心情一好，自己拿纸样画衣服，画完了就找裁缝做。     晚上睡觉穿的也不是普通睡衣，薄纱的领口上还得缝一圈皮草，脚下那双拖鞋，上头居然还夹着孔雀毛。     蔡康永说，他就这么看着自己的母亲靠在墙边抽烟，眼睛望着阳台外面，他想来想去，最后只用了两个字来形容——艳丽。     这就是他小时候每天看到的景象。     可他看到的，也就只是这些了。     一个孩子每天看着母亲这么过日子，他们之间能有多少话聊？     蔡家在上海的时候，是真正的大户人家。     他父亲蔡天铎，复旦大学法律系毕业，25岁就当了民国的大律师，后来还跟人合伙开了中联轮船公司，那条后来出了名的太平轮，就是他父亲公司的船。     1949年太平轮出事后，家里赔得精光，保险公司也倒了，一家人搬到台湾，他父亲又重新做回律师，这才把日子撑起来。     蔡康永出生那年，他父亲已经51岁了，母亲也45岁。     按他的说法，小时候总觉得自己像是跟爷爷奶奶住在一起，跟别的孩子那种父母陪着打球游泳的日子，完全不是一回事。     家里平时什么样呢？佣人好几个，客人不断，牌桌永远是满的。     那些阿姨太太们来家里打牌，表面上嘻嘻哈哈，私底下说的话，句句都在比。     蔡康永从小就在这种环境里长大，看着这些人虚情假意、互相攀比，他说自己就像在看《红楼梦》里那些场面。     可他跟这些人也没什么感情，人家来了，他就出来叫一声，人家走了，他就回自己房间待着。     他母亲也不太管他，偶尔关照一句，说外面的孩子都是野孩子，保姆不在身边，摔倒了怎么办，所以他也就不怎么出门了。     他后来在书里写，家人对他的好，是那种客套的好。     他从来不跟母亲讲心事，但从小就懂得投其所好。     他自己说，感觉自己就像一个玩具，是父母拿出去给人家看的。     这话说出来，听着就让人觉得冷。     蔡康永后来去了美国念书，学电影。     他在UCLA那几年，有一次特别想吃米饭，身上又没什么钱去中国城，就跑到学校旁边一家寿司店，只点了一碗白米饭，埋头就吃。     旁边的日本客人看见了，大概觉得这小伙子可怜，把自己吃剩的菜端到他面前。     他说，那是他第一次感觉到被人施舍。     一个从小锦衣玉食的人，突然落到这步田地，他也没跟家里要钱。     他父亲说，学费他出，但不许他去端盘子打工，说那样伤自尊。     他倒是听进去了，宁可吃白米饭，也不去打工。     他后来在节目里讲起这些事，语气淡淡的，像在说别人。     他跟母亲的关系，说到底也就是这样。     不是恨，也不是爱得死去活来，就是淡淡的。     他看着她穿着旗袍、抽着烟、靠在墙边，看她活得像一幅画，他就站得远远的，也看着。     等她不在了，再想起来，也就是那种淡的、远的怀念。     这大概就是蔡康永跟他母亲之间最真实的样子——不像母子，更像是一个旁观者，看了很久的一出戏，等戏散了，他也走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