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中国人性格上的弱点，陈寅恪有一种观点，他认为中国人固然聪明，在拆解眼前的困局、麻烦时，特别有办法，但是却往往将长远的根本大计搁置一旁，一直以来都是抱着“过一关是一关”的心态。 他曾直白地指出，“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利己营私，而难以团结，谋长久之公益”——这句话的核心意思是说，中国人过分聚焦于当下利害的聪明，反而失去了眺望未来的耐心与团结协作的能力。 晚清洋务运动便是活生生的例证。 面对列强的船坚炮利，洋务派急于购买军舰、兴办工厂，每一项举措都在解决迫在眉睫的军事危机，却始终绕开制度变革的根本命题。 甲午一战，北洋水师覆灭，表面败于装备，实则败于几十年只补眼前窟窿、未敢触动体制根基的短视。 陈寅恪曾用“不揣其本、而治其末”批评这类行为，认为“惟重实用，不究虚理”的思维惯性，最终会让“其技不复能用”——造出的枪炮可以一时逞强，却无法支撑一场持久而深刻的民族自救。 中国人这种“过一关是一关”的习性，在历史上曾反复出现。 古代治河，常是哪里决口便急忙填塞，少有人对整条河流的走向做数十年规划。黄河多次改道，历朝耗费巨资筑堤，多半是灾后应急，前代遗留的问题转嫁给后代，形成循环困局。 陈寅恪对此有着更深的文化剖析，他认为中国传统思想“唯重实用，不究虚理”，优点是善于处理人事，缺点则是“实事之利害得失观察过明，而乏精深远大之思”。 正因为把眼前得失算得太精，反而丧失了为百年之后打算的远见。 现代城市发展中的内涝之痛，亦是如此：地下管网建设严重滞后，每逢暴雨便紧急抽排，雨停后改造工程又因耗资巨大而被搁置，直到下一次大雨再次暴露问题。这种“头痛医头”的聪明，恰恰印证了他所说的“专趋实用者，则乏远虑”。 在学术与科技领域，这种弱点同样令人警醒。 陈寅恪曾痛心于“群趋东邻受国史，神州士夫羞欲死”，批评知识界一味追逐外来的时髦学问，却不愿沉下心来建构自己的体系。 近代许多留学生选择能迅速致富的工程商贸，而对数学、物理、哲学这些需要数十年积累的基础学科兴趣寥寥。 这固然是个人层面的聪明选择，但长此以往，整个国家的创新根基反而薄弱。 他在比较中西思维时进一步指出，西方人构建制度往往投向“二十年、三十年、两百年”之后，而中国人更擅长处理“眼前的麻烦”。 时至今日，一些企业在技术研发上仍偏好“短平快”的项目，宁愿高价购买核心部件组装产品，也不愿投入巨资攻克基础工艺。 一旦国际供应链波动，便陷入“卡脖子”的被动，匆忙寻找替代方案，过了一关，下一关又接踵而至。这正是陈寅恪所忧虑的“不揣其本、而治其末”的现实写照。 这种“过一关是一关”的小聪明，所带来的深层次后果，还有一点也是相当致命的，那就是它削弱了人们为了长远共同利益而团结协作的能力，结果就是短见覆盖了远见，劣币驱逐了良币，急功近利代替了深谋远虑。 在老黑看来，陈寅恪并非要否定中国人的智慧，他深知这个民族在无数次劫难中正是靠着这种灵活应变的能力才生生不息，但他更忧虑的是，如果永远满足于“解决眼前问题”，就可能永远无法跳出历史的周期率。 从积极的方面看，陈寅恪一生所追求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其实就是希望国人能从急功近利的小聪明中挣脱出来，培养一种着眼于百年乃至千年的文化远见。因为只有那种不贪图一时过关、愿意为根本之道付出耐心的智慧，才能真正让一个民族在长程的竞争中立于不败之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