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0年，国家以2400元的价格收购一名大三学生的画作。没曾想，不久之后，这幅画竟然成了中国美术馆的镇馆之宝。 说起这事儿，得先算算2400块在那个时候是个什么分量。八十年代初，普通工人一个月的工资也就三四十块钱，这2400块，顶得上一个人不吃不喝攒五六年的。国家愿意掏这个钱买一个大三学生的毕业创作，搁在今天，就像你大学刚毕业画了张画，被国家美术馆用大几十万收走了，想都不敢想。可那会儿，中国美术馆的专家们看到这幅画时，心里清楚，这东西不一般，它压根儿就不是一张普通的肖像画。 画这幅画的学生叫罗中立，那年他还在四川美院念书。为了参加第二届全国青年美展，他跑回了当年下乡插队的大巴山。在那里，他想起了一个叫邓开选的老人。1965年罗中立下乡时，就住在邓大爷家，那个除夕夜，邓大爷独自守着一堆准备当肥料的粪堆，在寒风里冻得直哆嗦。这个画面在他脑子里扎了根，一扎就是十几年。后来他又在厕所边上看到一个守粪的农民，那种日晒雨淋后黢黑发亮的脸，那双端着粗瓷碗的手，让他再也坐不住了。 真要动笔了，麻烦才刚开始。罗中立想画一张大画，大到他从来没画过的尺寸，两米多高，一米五宽。当时学校根本没有现成的巨幅画布，他是找老师用手工把两块布一针一线缝起来的。更让人捏把汗的是，他用的那个尺寸，搁在那时候的中国，那是画领袖像才敢用的规格。一个普通农民，凭什么占这么大块地儿？这在当时可是犯忌讳的事。罗中立不管，他心里憋着一股劲儿，就想把一个中国农民最真实的样子，怼到你眼前，让你没法躲。 可画到快完工了，又出事了。省里审稿的时候，一群老前辈围着画看了半天，沉默了好一阵子。有人开口了：这画是好画，但这农民也太苦了，满脸褶子，黑黢黢的，手上全是老茧，这哪像是新社会的农民？旧社会才这样。最后提了个意见，加一支圆珠笔，别在耳朵上，说明他识字，是个有文化的现代农民。 这事儿搁今天听来有点荒唐，可在那个刚走出“文革”没几年的关口，这就是现实。罗中立心里不情愿，但他知道，不加这支笔，这幅画可能根本出不了四川。于是他画上了，这支别在老农耳朵上的圆珠笔，就这么成了那个特殊年代的一块活化石，它既是画里的一个细节，也是画外一段历史的注脚。 画送去北京参展，评委吴冠中看完说了一句话：把“我的”两个字去掉，就叫《父亲》。就这一改，格局全开了。这不只是某个人的父亲，这是所有人的父亲，是中国农民这个沉默的脊梁。结果这幅画在第二届青年美展上拿了金奖，震动整个美术界。后来国家以2400元收藏，如今这幅画稳稳当当挂在中国美术馆，成了馆里最拿得出手的镇馆之宝之一。 有意思的是，当年那些对这幅画“太苦”“太灰”的争议，几十年后回头再看，反而成了它最珍贵的地方。因为在它之前，中国油画里头的农民，要么是“红光亮”的英雄，要么是“高大全”的符号，没人敢把农民画得这么“惨”，满脸沟壑一样的皱纹，指甲缝里嵌着泥，干裂的嘴唇只剩一颗牙，手里端着豁了口的粗瓷碗。可恰恰是这种“惨”，才是真实的。它把人从神坛上拽下来，还原成一个个活生生的、会累会苦会沉默的人。 说实话，有时候我挺感慨的。那会儿一个大三学生，凭着一股子对土地和人的感情，画了这么一张画。国家掏了2400块，买下来的不只是一张布面油画，买下来的是一个时代的良心。后来有人给这幅画估过价，说值几个亿，罗中立听了只是笑笑。他心里清楚，这东西本来就没法用钱衡量。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