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独秀的二叔很有钱，可惜没有子嗣。他怕自己死后财产后继无人，所以派两个伙计去北京，想要把自己的财产留给在北大当文科学长的陈独秀。可是没想到，陈独秀非但不要，还把伙计大骂了一顿。 这事儿搁现在，得被多少人骂“傻”？可陈独秀那脾气，干出这种事来，熟悉他的人一点都不意外。二叔叫陈衍庶，在东北当过知县，做的是正经生意——卖盐、开当铺、置地皮，家底厚得很。最风光的时候，光安东那一块就有几百亩水田。老爷子这辈子就一个心病：没儿子。早年抱养过一个，夭折了；后来又过继了陈独秀的弟弟，也早早没了。到头来，陈独秀这个亲侄子，反倒成了他最看重的后辈。 1917年冬天，两个伙计从安庆赶到北京，大包小包扛着地契房契，直接找到北大红楼。陈独秀正忙着编《新青年》，听说老家来人，还以为母亲托人带东西。结果伙计把箱子打开，全是地契和银票，厚厚一摞。领头那个说：“二老爷说了，他膝下无子，这些家业早晚都是您的。让您收下，往后好安心做事。” 陈独秀当场就炸了。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摔，指着伙计的鼻子骂：“你们回去告诉二叔，我陈独秀不缺他的钱！这些不义之财，我一个铜板都不会要！”骂完把箱子合上，连口水都不让人喝，直接轰出了门。 这事听着够绝情的。可细想想，陈独秀骂的不是二叔，是他自己的处境。那年他38岁，刚从安徽跑到北京，身上没几个钱，租住在东城一个小胡同里。每月两百多块大洋的教授工资，看着不少，可一大半花在了《新青年》的印刷费上，剩的不够养家。妻子高君曼身体不好，两个孩子要上学，日子紧巴巴的。二叔的财产要是收下，他立马能在北京买房置地，再不用为下个月的房租发愁。可他不能收，也不敢收——收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跟那些靠祖产过活的旧文人是一路货色。他正在《新青年》上骂“旧道德”“旧家庭”，骂的就是这种吃祖宗饭、坐享其成的封建余孽。这时候收二叔的家产，不是自己打自己的脸吗？ 那两个伙计被骂回去之后，二叔陈衍庶倒没生气。他太了解这个侄子了——从小就不听话，科举不考，留洋留到一半跑回来，整天闹革命。老爷子叹口气，跟身边的人说：“随他去吧，我这点家业，就当我替陈家祖宗攒的。”后来这笔财产没落到外人手里，陈独秀的几个兄弟分了一部分，剩下的被二叔的几个养女拿了。陈独秀自始至终，一分没碰。 可讽刺的是，他这一辈子，最后悔的事，说不定就跟钱有关。1921年，他在广州办教育，每月工资七百大洋，一分不留，全投给了宣传事业。后来四次被捕入狱，出狱后穷得叮当响，连病都看不起。1937年出狱，蒋介石让人送钱，他不要；胡适给他寄钱，他也不要。最后是靠卖字画和写文章过日子，穷到冬天生不起炉子。1942年病死在江津，连口像样的棺材都是朋友凑钱买的。 他临死前跟妻子潘兰珍说：“我这一生，对得起国家，对得起理想，就是对不起你们娘俩。”这话里有愧疚，可让他重新选一次，他大概还是同样的路——不要二叔的钱，不收蒋介石的钱，把稿费全印成传单，饿着肚子写文章骂人。 二叔那笔财产后来怎么样了？听老人说，抗战的时候，那些地契当票散了大半，剩下的不值几个钱。倒是陈独秀骂伙计那句话，被传了一百多年。有人说他傻，有人说他清高。可我觉得，他心里门儿清——那笔钱要是收了，他这辈子就别想挺直腰杆说话。在北大讲台上讲“伦理的觉悟”，在《新青年》上写“偶像破坏论”，自己却抱着地契当富家翁，那不是他陈独秀能干出来的事。 有些东西，比钱值钱。他懂，二叔也懂。老爷子最后没强求，大概也是想明白了：这个侄子，注定不是守家业的人。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