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国的彩票基本都是骗人的 《银元时代生活史》的作者陈存仁这么写：上海一向有一种赌博叫做“花会”，即是香港的“字花”，主持这种赌博的人，都是一些黑社会人物，在四十多年前是绰号“歪鼻头茂堂”，他有一个儿子叫做“阿塌”，倒是日晖港南洋中学毕业的，人极斯文有礼。有一年，阿塌生了喉痧症（近称猩红热），我为他治疗痊愈，他衷心感激，一再要求我和他结为金兰之交，我对这种人的家庭背景，向来抱定敬而远之的态度，所以我对他的要求没有接受。一天，他又来我诊所，等到我诊务完毕，邀我吃饭，我说：“有话尽管说，何必吃饭。”他说：“你知道吗？上海新兴一种发财票，最初是借赈济长江水灾为名，后来就一期一期地办下去，成为一种定期性的彩票，头奖的奖金为二千元，买的人非常之多，这种彩票只限于南市购买，出售的彩票店也都设在南市。”我说：“我到过新北门老北门看过，有许许多多彩票店，都卖这种彩票。”他说：“我也有一道路可以发行一种新彩票，要你参加合作，因为我对彩票设计和文字上的宣传要借重你。”我告诉他：“我对赌博性的玩意，向无兴趣，要我合作，更无胆量。”于是阿塌废然而返。几个月之后，阿塌和金廷荪合办“五福奖券”，一期一期地开下去，有好几期的头奖，都用作弊方式开在自己的腰包里，着实赚了不少钱。那时节英租界也有发财票，叫做“香槟票”，是跑马总会专利的一种马票，一年只开两次，每次发行十万张，每张十元，分十条，每条一元，购买的人，十分踊跃，连南京、杭州、青岛、汉口都有人代理，搜刮的钱着实惊人。 民国时期的彩票分为两类，就是官方彩票和民间彩票。严格来说，早在清末就出现了各种彩票，但都是换一种名义的赌博而已。很多老百姓为了购买彩票，搞得家破人亡。 因此，民国刚刚建立，孙中山先生就推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明确禁止发售各种类型的彩票。然而，中国不但很快陷入军阀混战，更是租界林立，这个法律很快成为一纸空文。 民间的彩票很快兴起，政府官方也搞起彩票，这就是官彩。 官彩主要是因为政府无力拨款公共福利事业，只能通过发行彩票来解决资金缺口。以陈存仁提到的水灾彩票，就是官彩中最多的形式：水灾是民国时期最为严重的自然灾害,几乎每年都有发生。民国时期多次发行过赈济水灾的彩票。 1933年，黄河中下游发生大水，黄河多处决口，除淹死成千上万老百姓外，还有数十万人无家可归。为筹集资金救济黄河灾民，当时国民党河北省政府责成天津全市各银号分期发售“黄河水灾救济奖券”。这是一种向全国发行的奖券，其奖券的花边上首次采用了防伪标识。该券每期发行20万张，每张售国币1元，在北平的中山公园内当众开奖。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的奖额分别为：头等奖两个，各得国币2万元；二等奖4个，各得国币5000元；三等奖8个，各得国币1500元；四等奖300个，各得国币80元；末等奖1998个，各得国币2元。开奖形式为摇奖对号。 黄河水灾救济奖券总共发行35期。发行总量为503万元，募集赈灾资金205万元。而当时南京国民政府声称拨款400万元赈灾，实际只拨付了295万元。说起来，“黄河彩票”也算是功过相抵吧。 除此以外，就是民间彩票了。这些彩票本质上就是一种赌博，类似于南方非法的地下六合彩。一般是民间黑社会仗着军阀和租界洋人撑腰，公开发现这种民间彩票。同官彩不同，民间彩票的奖金往往更高，开奖时间更频繁，领奖更快速，尽全力吸引赌客。 只是，无论官彩还是民彩，都存在层层黑幕。民彩基本是公开骗人，这不用多说了。即便官彩，也有很多腐败现象。 就像军阀冯玉祥麾下的河南省奖券局长杨允升，在任职不到1年内贪污彩票资金13万4000多大洋（当时工人月薪8块大洋）。其中他操纵开奖，故意开一些小奖而不是大奖，借此贪污了大笔资金。 即便是正儿八经中了大奖的，往往也没有好下场。周总理的父亲，就曾经中过大奖，家里缺因此一贫如洗：周恩来总理6岁那年（公元1904年），春节后随父母去走亲戚。父亲与一位亲戚，见街上有卖彩票的，两人凑份子花50文铜钱，买了一张汉口鼎隆钱庄发行的彩票。开奖时，意外中彩了，获得当时的天文数字奖金一万元现大洋。周家中大奖的消息很快就传了出来，亲朋上门祝贺，吃吃喝喝，所得的5000块大洋很快就花光了。     不久后，周家的家道开始中落。这次中彩，影响了周恩来总理以后的想法：“得彩票，完全是昙花一现，我小时看到这状况就想，为什么前后有这么大的变化，所以我最反对彩票了。” “彩票太坏了，助长人的侥幸心理和不劳而获的思想，一提彩票我就烦，所以现在我把彩票废了。” 萨沙的读书随笔第152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