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主席身旁这位将军是谁？ 当时，他是公安部长。 毛主席身边站着一个高个子，身板直，眼神也不闲，像是周围哪怕有一点风吹草动，都得先从他眼里过一道。 这个人叫罗瑞卿。 很多人先记住他是将军，能打仗，威名不小。可一九四九年以后，他接过来的，是新中国公安这一摊硬活。说白了，就是替刚刚站稳脚跟的国家看门。 罗瑞卿是一九零六年生于四川，个子高，一米八二。二十岁入党，一九二九年三月在闽西领导武装起义，和毛主席率领的红四军会师。后来队伍里给他起了个外号，叫罗长子，这个叫法一直跟着他。 他做过红一军团政治保卫局局长。保卫工作最难的地方，不是抓人，而是乱的时候还能稳住，不被流言牵着鼻子走。罗瑞卿偏偏就有这个本事，事情越急，他越不肯乱下结论，非得把每一层都掰开看清楚。 一九三三年，红军刚打完第四次反围剿，军中突然出了怪事。两名干部得了恶性疟疾，一个是警卫连指导员，一个是军团机要科长，都是首长身边离不得的人。那天吃过药后，两个人突然发了疯似的乱跑，还不停抓胸口。营地里一下就紧了，很多人脑子里立刻蹦出两个字，投毒。 聂荣臻把案子交给罗瑞卿去查。罗瑞卿没有急着拍板，先去找开药的游胜华。游胜华满肚子委屈，说自己是贫农出身，是陈毅把他送进卫生学校，自己又是党员，怎么可能故意害红军。罗瑞卿没被这些话带偏，他先问药有没有给别人吃过，尤其军团首长碰没碰过，得到的答复是没有。接着又把药片拿在手里反复看，颜色、形状、气味，都像奎宁。 这还不够，他又去找医务处主任戴济民。罗瑞卿进药房转了一圈，很快盯住一处细节，这批所谓奎宁，外包装上的药名不少是手写的。戴济民解释，这批药是从国民党军队那里缴获来的，有些包装破损，标签也没了。当时红军没有检测设备，只能凭外形和气味去认，觉得像治疟疾的奎宁，就手写补上了名字。 话说到这里，风向却歪了。 军中有人开始怀疑卫生部长，只因为他原来是俘虏过来的中校医官。碰上这种事，最容易冤人。罗瑞卿没有顺着这股风跑。那位卫生部长主动找上门，说自己虽然是俘虏过来的，可这些日子的工作都摆在这里。更关键的是，他自己也起了疑心，怀疑那批没标签的药压根不是奎宁。 几位医生重新做鉴定，结果一出来，大家都愣了。原先被认作奎宁的药片，竟然是吗啡。闹了半天，不是有人存心投毒，是药认错了。这案子后来总被提，不是因为故事离奇，是因为罗瑞卿硬把一件差点滑成冤案的事，重新拉回了事实。 到了一九四九年五月，他还在前线，突然接到毛主席的电话，让他尽快交接十九兵团的工作，火速赶到北京。到了香山双清别墅，周总理把任务一摆，他才知道，中央要他担任军委公安部部长。对打惯了仗的人来说，这份差事并不讨巧。可那时的北平，暗地里并不消停。 一九四九年七月，罗瑞卿上任后干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提出成立中国人民公安中央纵队。九月二日，中央军委第一三八号代电令批准，这支队伍正式成立。 从成立到开国大典举行，不过二十多天，仅西郊一带，就查获逮捕反革命分子七名，发现嫌疑分子三十六名，搜出枪支二十三支、手榴弹十枚。 那年九月二十四日，亚洲饭店门口还发生过一件险事。住在里面的，有政协委员，也有准备出席开国大典的各界代表。一大早，一个挑着两筐菜的农民来到门前找后厨采购员王强。哨兵检查过菜筐，本来都准备放行了。偏偏那人抬手擦汗时，露出的胳膊又白又嫩，不像是常年下地的人。这个小破绽把人带进了值班室，一审，漏洞越来越多。那人眼看瞒不住，竟想服毒自杀，结果被当场制住，身上还搜出了定时炸弹。后来查明，他是国民党保密局潜伏在北平的特务吴瑞金。 一九四九年十月十九日，中央人民政府委员会第三次会议正式任命罗瑞卿为公安部部长。新公安部设在东堂子胡同四十九号。地方有了，人心却未必一下就齐。有些从军队转业过来的干部，心里拧巴，总觉得当公安不如穿军装神气。 一九四九年十一月五日，在公安部成立大会上，他把话说得很硬，进了公安门，死了埋在公安坟，干一辈子公安工作。到了一九五零年底，他领导公安部重点清理城市里的盗匪和流氓恶霸，仅北京、上海这样的大城市，一年多时间就抓捕盗匪五千四百多人。 他还有一项更重的任务，就是保卫毛主席。 每次毛主席出门，罗瑞卿几乎都在身边，寸步不离。有一回，妻子郝治平要去外地工作，和他约好了见面的时间地点，让他去接。结果他一头扎进工作里，转眼就把这事忘了个精光，害得郝治平左等右等，最后只能自己搭顺风车过去。 毛主席听说后还拿他打趣，说这个公安部长，居然把夫人都搞丢了。 后来毛主席说得更明白，有罗长子在，党中央的安全就在，自己就能睡好觉、吃好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