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老武汉人至今还记得，一九九一年大年三十那个夜晚，汉口某橡胶厂值班室里出了大事，三名经警被人杀死在里面，脑袋全被砍了下来，装进一个点心盒子里带走。 那一年的春节，武汉街头流传各种说法，有人说凶手是个“练胆”的疯子，有人说杀手要凑够八十八条人命。 这个让武汉人不敢走夜路，想到就怕的凶手，就是小个子悍匪张明高。 张明高小时候吃过不少苦，从小心里就有仇恨，五岁时他爹的死，他认为是别人害的，十来岁顶替他爹进厂当车工，遭了不少白眼，受了很多欺辱，后来他在审讯中说，从那时候起他就觉得，这个世界上没有好人。 他的悍匪之路是从自己造土枪开始的，土枪造出来后，他就开始随机杀人，试枪，练胆。 一九八二年冬天，武汉统一街，凌晨五点，天还没亮。张明高骑着自行车跟在一位五十多岁的中年男子身后，掏出土枪对准后脑勺，一枪爆头。 从那以后，他一发不可收拾，到一九八三年冬天，他已经在花楼街、湖边坊、西马路、省邮电大院等地接连枪杀了八个人，用的都是自制土枪。 后来他觉得不过瘾，开始打军用手枪的主意。一九八九年，他先后两次潜入派出所，盗走三把制式手枪——两把五四式、一把六四式，还有一百多发子弹。 得手之后，他又开始“试枪”。 一九八九年十二月十二日清晨，新华路电影院附近，印刷厂工人张克利下夜班回家，一颗子弹从背后射穿胸膛。两个小时后，十九岁的小贩谭锁正在搬早点炉子，也被同一把枪击中心脏，一头栽倒在渣滓桶上。 两条人命，换来的只是张明高对那把新手枪的“熟悉”，他觉得还不够，又在东堤街124号开枪杀害了宋某。 到了一九九零年，张明高已经不满足于单纯杀人，他开始抢劫。 四月十九日晚上九点，江汉区民族路，两名自行车厂的业务员提着货款箱走在路上，被张明高当街枪杀，密码箱被抢走。 不到一个月，汉正街又有黄氏兄弟二人遇害，密码箱里的九千多块钱落入他手中。 有了钱，他开始物色帮手。 他的选人标准很苛刻：结了婚有牵挂的不要，有老婆孩子的坚决不收，只找那些无牵无挂、能把“事业”放在第一位的人。 先后入伙的是宋建廉、熊宗壁和彭毅——一个被工厂开除，一个生意失败，一个游手好闲。 四个人在汉口租了一间房子当作“议事厅”，每次行动都像开会一样分工明确。 张明高把这套犯罪流程当成了正经“事业”来经营。 他在租住屋里摆着《中国地图》、《孙子兵法》《三国演义》、《兵器知识》，甚至还有《世界警察》之类的书刊。 他把《孙子兵法》里的一句话抄下来当座右铭：“善战者，以谋法而战，而必胜。不善战者，以战而不胜，则必败。” 他要求自己也要求同伙，不近女色，不沾染恶习，一心扑在“事业”上。 他写日记，把每一次作案都当作一次“实战演练”来复盘。 他的目标不是抢多少钱，而是杀人——最初是为父亲“报仇”，后来仇人找不到了，就变成了报复社会。 他曾经给自己定过一个数字：杀五百个人。 一九九一年大年三十的那起案子，把张明高的凶残推到了顶点。 那天深夜，他以“借地方洗澡”为由混进橡胶厂，用手枪控制住四名值班经警。一名经警反抗，被他当场爆头。另外三人被捆在煤气罐上，他用一把斩肉刀，活生生把三颗头颅砍了下来，装进点心盒子带走，几天后才丢弃。 这起案件震惊全国，武汉警方成立“枪案指挥部”，经过缜密分析，给凶手画了像：年龄二十五到三十岁，身高一米六七到一米七，单眼皮，武汉口音，穿过白色“迪亚多娜”牌旅游鞋、绿色“啄木鸟”牌夹克衫。 谁也没想到，最终让张明高暴露的，是一颗冲进下水道的子弹。 一九九一年十一月二十日晚，汉阳永丰派出所，管段民警余良稳接到五里墩村唐家湾7号房东的报案。 房东在清理堵塞的下水道时，从粪便里捞出一颗子弹，吓得脊背发凉。他想起十几天前刚搬来的那个租住户——一个自称个体户的男人，整天闷在屋里不出门，床底下有一双白色“迪亚多娜”旅游鞋，还有一只棕色密码箱。 消息层层上报，指挥部当即前移到永丰派出所。 经过分析研判，那个名字终于浮出水面：张明高，一九六三年出生，硚口区汉正街人。 当晚九点，房东在余良稳的安排下以“检查水管”为由敲门，门刚开一条缝，十二名刑警如猛虎般扑了进去，张明高随即被控制。 落网之后，张明高在审讯中表现得异常平静。 当警察问他为什么要杀那些无辜的人时，他面无表情地说：练胆量，试枪法，积累经验。他说自己本来想杀五百个人，杀光所有仇人，因为“这个世界上没有一个好人”。 他还说，他曾经也想好好过日子，是工厂刁难他，是街坊冷落他，是社会抛弃了他。但警方查证后发现，他所谓的“仇人”大多早已不存在，被他杀死的人里，没有一个是当年伤害过他父亲的——那些被他当作“靶子”的人，全是与他素不相识的无辜者。 一九九一年十二月十九日，武汉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张明高死刑。 九天之后，这个在武汉三镇制造了八年恐慌的悍匪被押赴刑场，执行枪决。 行刑前，有记者问他还有什么话要说，他只是反复念叨：“我以为计划天衣无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