镖人，知世郎之死

王薄是天生的唤醒者，却不是合格的争霸者。他擅长凝聚人心，却不擅长治军作战。起义军队伍声势浩大，却缺乏训练、军纪松散，面对隋朝名将张须陀的正规军，屡战屡败，势力一再被削弱。

在乱世生存，实力不足便只能依附强者。王薄就此走上了反复归降、四处辗转的道路。他先是因为宇文化及财宝众多选择依附，见势不妙又迅速倒向窦建德，最终在李唐一统天下的大势下，归顺李渊，被任命为齐州总管。王薄的这几次跳槽，前后连一年的时间都不到，“三姓家奴”吕布翻脸都没这么快。

归顺唐朝的王薄，凭借早年起义的威望，为唐朝招抚青州、莱州、密州等地，立下不少功劳。从反隋首义领袖，到大唐地方大员，他本有机会安享晚年，青史留名。

历史上，首义的农民起义军将领，都很难得到善终，先驱往往成了先烈。但谁也没有想到，王薄的人生终点，会以一种最憋屈的方式到来。

武德五年，王薄跟随唐将盛彦师攻打须昌（今山东东平附近），大军粮草告急，便向谭州（今山东济南）刺史李义满征粮。

李义满和王薄有旧怨。其实也没有深仇大恨，只是投唐之前李义满是隋朝的地方官，跟王薄起义军打过几次仗，可能还吃了不少亏。按道理过去虽然是两个阵营，但大家现在是一个战壕的战友，理应同舟共济，李义满偏偏公报私仇，紧闭粮仓，一粒不发。

尽管没得到李义满的粮草支援，盛彦师和王薄还是打赢了。战事结束后，盛彦师就回头找李义满算账，直接抓起来下狱问罪。消息传到皇帝李渊那里，立即下诏要求释放。只可惜李义满想不开，在诏书到达之前已经在监狱里“忧愤而死”。

这笔仇，被李义满的侄子李武意死死算在了王薄头上。不久后，王薄率军途经谭州，李武意假意迎接，暗中设伏，将王薄刺杀。

一代首义英雄，在毫无防备之下，死于一场微不足道的地方私仇。他没有死在隋军的围剿，没有死在群雄争霸的战场，更没有死在开创太平的荣光里。

为什么说王薄死的窝囊呢，看看王薄被刺后李渊的处理吧。

这事本来是李义满有错在先，而且李义满死因也是自己“忧愤而死”，并非盛彦师或王薄所杀。但对于王薄被刺杀，李渊不但不替王薄报仇，而且不追赠、不安抚，并且以“擅杀刺史、引发祸乱”为名处死了盛彦师。对李家却优待有加，让李义满之子李君球继承了亡父的爵位。

对李武意的处理史书无载。从法律上讲，唐朝虽然禁止私力复仇，但在司法实践中常因“孝义”“自首”“冤情”等因素酌情减刑，反映出传统中国“礼法结合”的治理特色。后来盛唐时期针对“血亲复仇”的案例，还爆发过著名的朝堂法律辩论。从逻辑上说，李渊在整件事的处理上明显偏袒李家。所以史书上没记载杀人者李武意得到任何处罚，极有可能不了了之。

一代知世郎，就这么潦草的死去了。史书轻轻一笔，便将这位点燃乱世的先行者，彻底湮没。

《新唐书·卷九十一·李义满传》原文：“义满死，帝曰：‘此必薄之过也。’”从李渊听到李义满死掉，就武断的认为这是王薄的责任。

事实上，从李渊用人上来看，他对李义满这类旧官僚是很放心的，因为他们有地盘、有私心、缺野心，正好可以作为朝廷在地方的代理人，用来镇压和制衡那些更难控制的降将势力。而王薄这种墙头草性质的“三姓家奴”，很难得到李渊的信任。厚李薄王，很符合李渊的个人好恶。

但盛彦师却是李渊早中期的绝对心腹。他是李渊晋阳起兵时就主动带部曲投奔的元勋功臣，一路随唐军攻破长安，并亲手截杀李密立下开国首功，极受李渊信任与器重。李渊处死盛彦师，有着复杂的政治考虑。

唐朝初建，山东地区局势复杂。李渊得天下，离不开世家大族和地方豪强的支持。如果对李义满这种有势力的山东本土豪杰严刑峻法，会导致山东政局动荡。而盛彦师身为朝廷命官，擅捕同级地方官并致其死亡，也确实触犯了皇权与军纪。

所以李渊选择不追究刺杀者，而是挥泪斩掉盛彦师。通过对核心势力“法外容情”，对违制官员“以正典刑”，是当时稳固政权的高效选择。既平息豪强私怨，又稳定山东政局，是高明的政治选择，帝王之术。

回看王薄的一生，充满了历史的残酷与无奈。

他是觉醒者，在万马齐喑的年代，第一个喊出反抗；他是奠基者，以一首歌、一支义军，吹响了覆灭暴隋的号角；他也是局限者，有撼动天下的勇气，却无安定天下的才干；他更是悲剧者，看透王朝兴衰，却看不透人心险恶。

《镖人》原著里的知世郎，是理想主义的神话；但历史上的王薄，却是乱世最真实的模样——有高光，有狼狈，有热血，也有身不由己。他点燃了一个时代，却没能等到太平降临；他撼动了一个王朝，最终却湮没在历史的角落。

知世易，知命难；点火易，守业难。

这，就是王薄——《镖人》知世郎最真实、也最令人意难平的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