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2年，沈醉发现情报组里一个组员，老给日本人提供情报，他马上将此事报告戴笠。戴笠说，你去干掉他！沈醉要来一把淬毒的竹刀，潜入了胡继业的家中，一刀捅在胡继业屁股上，撒腿就跑了。 当时沈醉接了这活儿，没有用枪，也没有用铁刀，弄来了一把淬了剧毒的竹刀。为什么要用竹刀？因为竹制凶器轻便，通过层层关卡时不容易被金属探测设备或搜身查出来，并且淬上剧毒后只要见血就能要命。他悄悄潜入胡继业的家中，趁其不备，照着胡继业肉最多的屁股上狠狠捅了一刀，然后撒腿就跑。胡继业当时可能觉得只是被人意外扎了一下，连大声呼救都没顾上，但剧毒迅速顺着血液走遍全身，很快就一命呜呼了。当时法租界的巡捕房查了半天，面对这种匪夷所思的死法也是一头雾水，最后只能当成无头悬案处理。 这一刀，彻底让沈醉在军统内部立了威。大家可能会觉得，这种杀人方式有点滑稽，甚至不够“体面”。但在残酷的隐蔽战线里，根本没有什么体面可言，只有生与死。沈醉能想出这种损招并干净利落地执行，足以看出他骨子里的那份果决和狠劲。这份狠劲，让他在随后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带领潜伏组在日本人扎堆的虹口区，像在刀刃上跳舞一样，搜集了大量极具价值的日军情报。 然而，当我们把视线从这种血雨腥风的暗杀中移开，去审视沈醉的另一面时，你会发现他的人生充满了难以名状的矛盾。 在国民党的官场里，沈醉可以说是个异类。他身处那个贪污腐败、吃喝嫖赌样样俱全的军统大染缸里，居然能做到基本洁身自好。但他又身不由己地被绑在戴笠的战车上，干了不少残害进步人士的脏活。这种撕裂感，在他处理姐夫余乐醒的事情上，体现得淋漓尽致。 余乐醒可不是一般人，他早年参加过南昌起义，后来脱离队伍投靠了戴笠，成了军统的元老级人物。军统早期的很多特训班，比如杭州班、青浦班，全是他一手操办的，他教射击、教爆破，手底下全是军统的骨干。 戴笠这个人控制欲极强，他最见不得手下人拉帮结派。余乐醒在军统内部威望太高，早就成了戴笠的眼中钉。1939年，余乐醒被发配到贵州遵义去管一个炼油厂。那个时候物资紧缺，法币天天贬值，余乐醒看着厂里买原料的资金闲着，就伙同手下倒卖布匹粮食赚点差价。这事儿被人捅到了重庆，戴笠一看，收拾人的机会来了。 戴笠把这个烫手山芋直接扔给了刚刚升任总务处长的沈醉，让他去查自己的亲姐夫。沈醉非常聪明，没有亲自跑到遵义去耍威风，悄悄派了手下去查。查清账目后，他把调查报告写得滴水不漏，证实了贪污的事实保全了军统的规矩，同时极力为姐夫求情，强调倒卖赚的钱仅仅是为了补贴家用。 戴笠的目的其实也就是敲打敲打余乐醒，让他威风扫地，顺便测试沈醉的忠诚度。沈醉这事儿办得极其圆滑，没有把姐夫往死里整。最终戴笠把余乐醒关进了渣滓洞几个月，磨平棱角后放出来软禁。通过这番操作，戴笠反倒觉得沈醉是个懂分寸、能办事的可造之材。 咱们再来看看他的感情世界。如果你觉得特务的婚姻全都是逢场作戏，沈醉和妻子栗燕萍的故事绝对会让你动容。 1938年，沈醉还是军统教官，年轻的栗燕萍是他的学生。有一次栗燕萍在深水区学游泳溺水，沈醉恰好路过，一跃而下把她救了上来。两人就这么好上了。可是军统有铁律，抗战期间严禁内部人员结婚。他们公开订婚，直接惹怒了高层，栗燕萍甚至被关了禁闭。最后还是沈醉硬着头皮去跟戴笠撒谎，说两人是“娃娃亲”，母命难违，这才逃过一劫。婚后两人感情极好，栗燕萍给他生了六个孩子。 1949年，解放战争胜负已分，国民党大厦将倾。沈醉深知自己罪孽深重留下来凶多吉少，但他作为一个父亲，最放心不下的还是老婆孩子。他咬着牙，费尽周折把栗燕萍和孩子们送去了香港，自己则强忍悲痛留在大陆。同年12月，沈醉在云南被卢汉扣押，看清历史大势后被迫宣布起义，进了功德林战犯管理所，开始了十年的漫长改造生涯。 远在香港的栗燕萍，一个弱女子带着六个孩子，在那个鱼龙混杂的地方生活简直是天塌地陷。后来坊间传出了沈醉已经被处决的消息。绝望之中的栗燕萍，为了让孩子们活下去，无奈之下接受了国民党军官唐如山的照顾，最终选择了改嫁。 1960年，沈醉因为表现良好，作为第二批被特赦的战犯释放。当他满怀希望地打听家人下落，却得知妻子已经改嫁时，那种心情我们外人恐怕很难体会。他没有愤怒，毫无指责。在功德林的十年改造，不仅洗涤了他的罪恶，也让他深刻理解了普通人在大时代面前的无力感。他深知一个女人在乱世拉扯大六个孩子有多难，他选择了全然的宽容。 这就要提到1986年在珠海拍下的一张珍贵老照片。74岁的沈醉，和前妻栗燕萍，以及他们的女儿沈美娟，留下了一张极其罕见的合影。三个人坐在一起，没有仇恨和尴尬，只有历经沧桑后的平静。他们超越了传统意义上的爱恨情仇，用一种极其宽厚的姿态，和解了各自的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