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9年10月，红旗杂志副主编邓力群接到通知，下放到石家庄市潺沱河附近一个叫北高基村的干校进行劳动学习。 说是一个村子，其实跟荒郊野外也差不了太多。滹沱河的水倒是日夜不停地流着，可流到这儿，那股子劲儿也软了，懒洋洋的，像是个赶了远路累乏了的人。河滩上的风硬，十月的天已经带了刀子味儿，刮在脸上生疼。干校就设在村子东头几排原先用来囤粮的土坯房里，墙根底下潮得能渗出水来，地上铺一层麦秸，人就在上头滚。邓力群到的那天，行李往地上一撂，尘土扬起来，好半天才落下去。 组织上分配他的活儿是喂猪。这活儿在干校里头算是“技术工种”，不那么费腰，可也不轻省。头一回拎着猪食桶往圈边走，桶里是泔水掺了麸皮，稠乎乎的，一路走一路晃荡，溅到裤腿上，凉得人直激灵。圈里那几头猪可不认得他是什么杂志的副主编，只管扯着嗓子嚎，拿嘴拱圈门，那架势，仿佛他天生就该是伺候猪的。邓力群后来跟人说起这事儿，总爱苦笑一下，说那猪鼻子比什么理论都管用，你不把食倒进槽子里，它就不依不饶，这叫啥？这叫最朴素的唯物主义，饿肚子的事，谁也糊弄不过去。 日子就这么一天天过。白天喂猪、起圈、垫土，手上磨出血泡，血泡破了结成茧子。晚上回到土坯房里，点上煤油灯，人就着灯光看几页带去的书。那时候能看的书不多，翻来覆去就是那几本马列著作，可在这地方读，味道不一样了。在城里读，是在书房里读，字是字，句是句，读的是逻辑。在这儿读，是听着滹沱河的水声读，闻着猪圈的味道读，有时候读到“理论一旦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这句话，他就抬头看看窗外黑沉沉的田野，心里头想，这村里的人，他们掌握的是锄头、是扁担、是喂猪的勺子，这些东西比书本还实在。 劳动这东西，有时候真能把人脑子里的弯弯绕绕给捋直了。邓力群喂了大半年的猪，忽然想明白一个理儿：知识分子过去讲联系群众，大多是在会议室里联系，在文件堆里联系，在嘴上联系。真到了北高基村，才知道群众不光是一句好听的话，他们是活生生的人，会为了一捆柴火跟邻居争几句，会偷偷摸摸在自留地里多施一筐粪，会在你帮他们捎带一桶泔水时记你的好。这些人不跟你讲什么大道理，可你对他们实诚，他们就对你实诚。有一回邓力群发高烧，躺在圈边上起不来，是村里一个平时不怎么说话的老乡，把他背回屋里，又端了一碗姜糖水来。那姜糖水辣得呛嗓子，可喝下去浑身都暖了。他后来想，这就是群众，不会喊口号，可会背人。 干校里头也不是人人都想得开。有些年轻点的，心里头憋屈，觉着大好年华耗在喂猪种地上不值当。邓力群劝他们，说劳动不丢人，咱中国的老百姓世世代代就是这么过来的，你没在泥里水里滚过，凭什么说你就了解他们？这话搁在当时，多少有点犯忌讳，可他说得坦然。他不是在唱高调，他是真这么觉着。猪圈里头的活儿教会他的事，比书房里要多得多。起码他知道了，一斤猪肉要喂多少斤饲料，一头猪从春天长到冬天有多不容易，一个农民家里养两头猪意味着什么，那是孩子的学费，是过年的一件新衣裳，是全家人一年的油盐。 那段日子苦不苦？苦。可回过头看，苦里头有东西。一个人要是没在滹沱河边上喂过猪，没在土坯房里睡过麦秸铺，没跟那些满手老茧的庄稼人一起蹲在墙根底下喝过棒子面粥，那他笔底下写出来的“人民群众”四个字，终究是轻飘飘的。邓力群后来从干校回来，别人问他有什么收获，他没说那些冠冕堂皇的话，就说了一句：我总算知道了猪食是怎么热的，也知道了人心是怎么暖的。 各位读者你们怎么看？欢迎在评论区讨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