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代未成年人犯罪，朝廷怎么处理？这个朝代的皇帝最严厉！ 乾隆四十四年，四川绵阳盐亭县，九岁牧童刘糜子和同龄的李子相在河坝一起放羊。刘糜子开口讨要李子相手里的葫豆，李子相不给，两人从口角升级成动手，刘糜子一推，李子相倒地，右腰撞上石头，肾脏破裂，很快就没了气息。 盐亭县和潼川府的官员审了又审，都觉得刘糜子不是故意杀人，加上年纪才九岁，最后判无罪，让家里赔二十两银子给李家了事。 案子报到四川总督文绶，文绶援引雍正朝的先例，也主张从宽处理。刑部复核后觉得不妥，依律拟了绞监候，同时建议减等为杖一百、流三千里，照例收赎，然后把折子送到乾隆案头。 乾隆看完，直接驳了。 乾隆的意见只有一句话的核心：刘糜子是主动寻衅的那一个，李子相是无辜被欺的那一个，拿雍正朝那个被人欺压在先才反击的少年来比照，根本就不是一回事。 "九岁幼童既能殴毙人命，其赋性凶悍可知，不宜遽为矜宥。"刑部最终判刘糜子绞监候。 这已经不是乾隆第一次在未成年犯罪案件上较真了。 中国历代对未成年人犯罪都有专门的规定。最早可追溯到《周礼》，八岁以下、八十岁以上以及失去自主能力的人，犯罪可以免于刑罚。 战国时期稍作调整，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人，量刑要视犯罪情节轻重而定。 到了唐朝，法律体系更为细密，七岁以下犯死罪不加刑，八至十岁除非情节特别恶劣否则不追究刑责，十一至十五岁若判流放，家属可以花钱赎刑，但犯了死罪仍要执行。 这套框架被历朝沿用，一直延续到清代。 清代在此基础上又多了一层皇帝钦定的环节。刑部每逢棘手的未成年杀人案，往往要将卷宗呈报皇帝裁决。雍正年间就有一个绕不开的先例。 雍正十年，广东花县少年丁乞三仔，十四岁，与十八岁的丁狗仔一起挑土，丁狗仔仗着年长，故意让丁乞三仔挑最重的担子，还用土块砸他。 丁乞三仔忍不住，回手掷土，没想到正中丁狗仔小腹，丁狗仔当场毙命。雍正看过案情，下旨"情有可原，着从宽免死"，此案由此成了日后各级官府援引的定例。 这个定例后来被用滥了。地方官员拿着丁乞三仔案，给各种十五岁以下的未成年犯开脱，不管案情有没有可比性，一律往上套。 乾隆对此一直不满，刘糜子案正是他借题发挥的一次。案子结了之后，刑部随即拟出新规：十岁以下幼童斗殴致人死亡，若死者比凶犯年长四岁以上，可以上请从宽；若死者年长不足三岁，一律绞监候，不得再援引旧例。 乾隆五十一年，湖北蕲州的案子更加骇人。十岁的曹受儿和十三岁的徐桂儿，在河边遇到九岁的李大生，李大生手里端着一盘糖果。 两人索要不成，动手抢夺，在争抢过程中将李大生推入河中溺死，事后还把尸体秘密掩埋，对外伪称李大生失踪。 案子破获后，湖广总督姜晟力主重判。刑部判徐桂儿斩立决，曹受儿绞监候，报至乾隆处。乾隆御笔朱批维持原判，还特意说明，若只因年幼便轻易免死，实非情法之平，此等凶悍秉性若不严惩，将来贻害更大。 乾隆这种态度，影响了后来的嘉庆。嘉庆十年，直隶十二岁少年高应斗，先用铁棍殴打七岁童养媳龚四姑，后用烧红的铁铲将龚四姑活活烫死。 地方判了绞监候，嘉庆接过案子，说法和乾隆几乎一字不差：该犯年止十二，已如此凶残，成年之后必非善类。最终判处次年秋后绞决。 当然，清代的刑法也并非一味严苛。嘉庆十七年，黑龙江有一起六岁幼儿打死九岁孩童的案件，刑部复核，援引"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之律，将该幼儿依律免罪。 年龄的底线是有的，只是对那些年龄稍长、手段恶劣的，律法不再以"年幼无知"作为挡箭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