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68年，鲁迅的挚爱许广平因病去世。临死之前，她留下了遗言：“我坚决不和鲁迅一起下葬的！”这句话，当世人得知这件事情的原因后，所有人都在为许广平感到惋惜…… 1906年，还在日本留学的鲁迅二十出头，意气风发。突然有一天，他接到了老家绍兴拍来的一封急电，上面赫然写着四个大字：“母病速归”。游子心切，鲁迅赶紧放下学业，急匆匆赶回老家。结果刚迈进家门就傻眼了,家里张灯结彩，根本没有什么生病的母亲，只有一场为他精心布置好的包办婚礼。 新娘名叫朱安，祖上做过知县，也算门当户对。但她是一个自小接受传统思想、裹着三寸金莲的旧式女性。在20世纪初的绍兴有条规矩叫“养女不过二十六”，而朱安在结婚这天已经28岁了。对于朱安来说，这门亲事相当于生死之交，一旦男方退婚，她这辈子就没脸在这个世上活下去了。 鲁迅是个极其清醒但又心软的人，他深知女方毫无过错，他做不出逼死人命的事。面对这个比自己大三岁、连话都说不到一块儿去的陌生女人，鲁迅选择了沉默和屈服。他曾无奈地对好友坦言：“这是母亲给我的一件礼物，我只能好好地供养它，爱情是我所不知道的。我只有陪着做一世的牺牲，完结四千年的旧账。” 回国后，鲁迅在北京八道湾11号买了大宅子，一家人住在一起。但哪怕在同一个屋檐下，夫妻俩也极少交流。朱安尽心尽力地伺候婆婆，却始终走不进丈夫的心。长期的压抑，让朱安内心极其苦闷。在鲁迅为母亲精心筹备的一场寿宴上，当着众多宾客的面，朱安突然穿戴整齐，走到众人面前扑通一声跪倒在地。 她当众倾诉了自己的苦楚，她说自己知道大先生不喜欢她，两人连话都很少讲，也没有孩子。紧接着，她以一种几乎决绝的语气表明心迹：“我只想生为周家人，死做周家鬼，我以后就伺候老太太。” 在这个沉闷得让人喘不过气的家里，鲁迅原本以为自己这辈子就这样枯萎了。直到1923年，一缕阳光终于照进了他压抑的心房。 那一年，鲁迅在北京女子高等师范学校教书，台下坐着一个比他小17岁的广东女孩，她就是许广平。起初，两人在课堂外并无交集。直到1925年，学校爆发了驱逐反动校长杨荫榆的运动。许广平因为带头驱逐校长，内心极其苦闷，便给一向崇敬的老师鲁迅写了第一封信。 一来二去，两人在三十多封书信往来中，感情发生了微妙的变化。1925年的端午节，鲁迅请几个学生来家里吃饭。那天他喝了不少酒，借着醉意，他轻轻按了一下许广平的头。这个不经意的动作，彻底捅破了两人之间的窗户纸。 面对政府的压迫，许广平等学生到鲁迅家中避难。在那些朝夕相处的岁月里，一直压抑情感的鲁迅，终于被许广平的热情和勇敢打动。两人不顾世俗的眼光走到了一起，后来在上海定居，并生下了儿子周海婴。 1936年10月19日晨4时，56岁的鲁迅被肺病折磨得奄奄一息。他以极微弱的声音对许广平说：“要茶。”这是他留在世上的最后两个字。 许广平主动承担起了每个月给远在北京的朱安寄生活费的责任。在那个物价飞涨、战火连天的岁月里，许广平自己带着小海婴四处奔波，生活极其艰难。但哪怕自己勒紧裤腰带，她也从未断过朱安的给养。 除了照顾鲁迅的家人，许广平用尽了余生去守护鲁迅的精神遗产。上海沦陷时期，为了保存鲁迅的大批文物和藏书，母子俩吃尽了苦头。1938年，在她的多方奔走和众人协助下，多达600万字的《鲁迅全集》奇迹般地在“孤岛”上海问世。1968年，许广平也走到了生命的尽头。面对身后事，她无比坚决地拒绝了和鲁迅合葬的提议。 第一层原因，源于她内心深处的善良与界限感。 在那个时代，朱安才是明媒正娶、拜过天地的正室。虽然鲁迅在感情上否定了朱安，但在宗法客观事实上，朱安的地位摆在那里。许广平一生都极其谦卑，对外常以鲁迅的“助手”或“学生”自居。她明白，如果自己和鲁迅合葬了，那无依无靠、苦守了一辈子空房的朱安在地下该如何自处？她不愿意在死后，去抢夺一个可怜女人用一生换来的最后一点可怜的名分。她给予了那个远在北京的旧式女人最大的体面和尊重。 第二层原因，是对鲁迅作为“民族魂”的至高敬畏。 鲁迅逝世时，全上海爆发了数万人参与的“民众的葬礼”，他的墓地早已成了无数爱国青年和后人瞻仰的圣地。毛主席曾评价鲁迅是“现代中国的圣人”。在许广平心里，鲁迅属于整个国家，属于千千万万觉醒的民众，而自己只是一介凡人。她不愿因为自己的骨灰，去打破那份属于伟人的公共性与庄严肃穆。 最后，这也印证了她对鲁迅遗愿的彻底贯彻。 鲁迅在病重时写过一篇杂文《死》，里面明确留下遗言：“赶快收殓，埋掉，拉倒。不要做任何关于纪念的事情。”许广平深知丈夫生前最讨厌繁文缛节，最反感借着名气搞特殊。她生前做到了“燃烧自己，照亮鲁迅”，死后自然也选择了悄无声息地离开，绝不借着鲁迅的光环去享受哪怕一丝一毫的哀荣。 许广平的骨灰，最终没有安放在鲁迅的身边。